市场化特征为“高铁出海”加分

在历经一波三折之后，印尼高铁项目或将尘埃落定——— 据《南华早报》报道，9月29日，印尼国家发展规划局局长索夫亚·达里尔在东京表示，印尼计划接受中国的高铁建造方案。

在围绕印尼高铁项目与日方的多轮博弈后，印尼明确表示欢迎我国高铁，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这不仅关乎地缘政治层面，而且聚焦到商业层面，经由印尼高铁项目的最终胜出，必将给我国“一路一带”战略带来强大的溢出效应。

应该说，在这一场事关印尼高铁项目花落谁家的拉锯战中，最终胜出方之所以极可能锁定为我国，除了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所回应的，“中方在高铁建设和运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合作模式、融资条件、技术转让和工期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双方在企业间合作粘性的加强。

对于后者对项目最终可能敲定所起的促进作用，我们并非是主观臆断，印尼总统府幕僚长德登曾向媒体表示，“日本没能赢得印尼政府的心，因为它的高铁方案更多地强调政府间的合作，而雅加达方面更想要的是企业间的合作。”

印尼总统府幕僚长所言，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高铁方案更具市场化特征”。确实，近年来，政府引导、企业推进，并且在推进过程中注重与对方企业合作的模式，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推进优质富余产能走出去的新常态。以我国高铁技术走出去的首条线路“安伊高铁”为例，其即是由中铁股份牵头机械进出口公司与土耳其两家公司合作组成。

PPP模式或为印尼欢迎中国高铁的关键因素。从更广泛的层面理解，2005年由我国统筹建设的“安伊高铁”项目，就充满了明显的PPP模式元素———PPP模式的出资和运营方，除了国资外，更一头牵连着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天然就包括民资和外资。

我国优质富余产能走出去，尤其是混杂着商业和政治利益博弈的基础设施领域，历来受到投资所在国政商民情的纠葛。而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的PPP模式，将我国企业与投资所在国企业进行必要的联合，既可以更好地协调和平衡诸多关联方的利益，更可以有力地调动外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大面积缓和可能存在的外方民意对立。

中外资本组合式的PPP模式，应该成为我国优质富余产能走出去的主导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资可以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所在国资本则可将其协调能力和属地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彰显，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而如果在以国资为主的中外组合式PPP模式的基础上，再通过政策的松绑和支持，让我国民资更为踊跃地参与到其中，其国资、外资、民资三合一的PPP模式，不仅相互间的协同效应更加明显，而且更可大幅度地降低项目所在地的舆论阻碍。

回顾既往中企出海的教训，我国国资“一担挑”式的走出去模式亟须改变。很显然，从根本上讲，这是由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病决定的。虽然我国的国有企业实力强、信誉好，有大国的国家背景为其背书，但海外投资的风险性是不容忽视的，而由于国企的决策过于行政化、在海外投资上甚至会出现政治化考量，防控风险这一点非但不是国企的优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劣势，因此很容易出现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既往的事实证明，国企海外投资失败率高，而且海外维权并不容易。2014年，中国铁建遭遇墨西哥撤单，折射的正是这一问题。有行业专家称，中国企业在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海外投资，70%是失败的，而在这一领域进行海外投资的多为大型国有企业。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维权问题上，目前尚无维权成功的案例。

印尼对我国高铁的认同，不仅在于我国高铁的价廉物美，以及相关金融配套政策，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对我国高铁走出去“企业间的合作”的高度认同。而这一认同本身，意味着我国优质富余产能走出去思维路径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本身就代表着市场化特征的增强。中国企业可以视此为激励，坚持PPP模式等更具市场化的海外投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