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如何把好“权、钱、色”三关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座谈会上指出：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他强调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把好三关：权力关、金钱关和美色关，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现有体制下，县委书记处于基层监督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一旦个人追求金钱、道德松弛，就容易沦陷于“权、钱、色”诱惑中。

县委书记把好“三关”的现实困境

习近平指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在2014年“塌方式腐败”的山西，落马的40多名干部中，17人是县委书记(或曾担任县委书记)，占总人数近40%。为确保“一线总指挥”廉政勤政，必须认清县委书记面临的诱惑与挑战，才能对症下药。

监督缺乏难免权力异化。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封杀“杂音”，自认是“一号”，拥有绝对权力，说的就是政策。县委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于外在监督乏力，内在自控不足。其一，制度笼子存在漏洞。县委书记的廉政监督制度存在诸多漏洞：制度不明晰，笼而统之，指导性、约束性与可操作性不强;制度繁杂，监督成本大，难以落实与常态化;制度残缺，部分规章制度缺乏行为后果与程序规范，没有形成对县委书记权力的“硬约束”，县委书记的权力笼子形同虚设。其二，官员自控能力虚弱。在事物发展变化中，外界只是诱因，内因是根本，贪腐亦是如此。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权力过于痴迷，过于追求权大位高，盲目追求面子工程，或为公权私用，家人谋取特力，以致陷入滥权泥沼，最终害人害己，败坏公信力。反观诸多落马县委书记，大多由于其本身自控力弱，难以抵制权力异化的诱惑。其三，反腐学习效果不佳。目前，我国对县委书记防腐败工作重视不够，县委书记们参与反腐学习机会少，加之县委书记们本身不够关注，大多流于形式。反腐培训方式多为说教式的灌输，枯燥无味，学员兴趣较低，效果不佳，震慑力不够，很难提升其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后续学习效果跟进评估，难以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物欲膨胀难抵金钱贿赂。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先后受贿1575次逾1200万元，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最高纪录。县委书记腐败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权钱交易。县委书记虽是“芝麻官”，但是独揽整个县域的管理大权，是权力寻租者的重要对象。落马县委书记普遍有以下特点。其一，追名逐利私欲膨胀。马克思认为：“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①从县委书记个人层面来看，个人对于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的追逐，最终导致了腐败。一旦尝到了金钱的甜头，物欲膨胀，就会走上公权私用与权力寻租的道路。其二，金钱至上价值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不断冲击着官员的心理，以致部分官场上充斥着金钱至上等一些扭曲的价值观，一些官员产生以权谋私，金钱至上的行为。加之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破立失衡，市场经济思想观念的冲击，部分县委书记精神懈怠，放松了学习，没有坚定一个人民公仆所应有的廉洁金钱价值观。错误价值观的原因调查显示，目前对县委书记的培训较少，尤其缺乏相关价值观的培训教育。他们一旦滋生了追求金钱的想法或尝到了金钱的味道，极易走上金钱贪腐之路。其三，贪腐博弈心存侥幸。县委书记贪腐前赴后继且贪腐金额与次数屡创新高，凸显出贪腐博弈中贪官们严重的侥幸心理。腐败实则是一个博弈的结果，目标即自身利益最大化，风险成本最小化。其成本、收益和风险是贪腐博弈的重要因素，官员通过对三者的利弊、得失与风险进行权衡，做出贪腐的策略选择。当贪腐收益高、成本低时，县委书记们必然会出现“前腐后继”式腐败;当贪腐成本高、收益低且风险高时，他们自然不敢腐不想腐。当前部分县委书记们自认是“天高皇帝远”的“芝麻官”，贪腐被抓的风险低，即使被查，也只是短期免职，只要有钱，还可以复出继续捞钱。这些思想与行为严重腐化了干部队伍，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心，更是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道德松弛难敌美色诱惑。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因“艳照门”揭开其腐败面纱，后经查实“雷老虎”的腐败之路实则发端于其任垫江县县委书记时期。根据对许多落马县委书记的贪腐调查显示，“小三”、情妇是其腐败犯罪中的共犯或催化剂。生活层面上的“色情腐败”，是基层县委书记腐败的“流行病”之一，究其根本在于自身道德松弛。其一，职业道德底线失守。俗话说，人不以规则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领导干部理应恪守为官之规、为人之德。公职人员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更应坚守公职人员职业道德底线。当前部分县委书记的道德底线已然失守，任期内沉迷女色，或伙同情妇贪污腐败，或因美色与开发商狼狈为奸等等。完全抛弃工作原则，置公权力与公信力于不顾，以公权谋私利，无视党纪法规，丧失职业操守。其二，个人道德原则滑坡。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个人行为规范和新旧道德观念的破、立失衡，部分县委书记尚未及时树立新的个人道德规范，同时也丢了传统优秀的道德认知，缺乏对个人道德原则的认识，导致部分官员个人道德原则丧失，陷入了美色的陷阱之中，私生活逐步腐化。再者制度上也缺乏对个人道德规范的刚性约束，从而容易出现“以权谋色”等行为，导致其最终身败名裂。其三，官场道德风气不正。习近平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指出当前的官场道德弥漫着一股不正之风。在部分县委书记心中，权力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用来谋取或取悦美色的。这股不良风气已对基层政府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影响了内部官场生态环境，部分官员上行下效。个别基层官员不良私生活愈演愈劣，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与党群关系。由于干部的德行对社会大众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腐化的德行对社会生活风气与社会稳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县委书记把好三关的实现路径

县委书记手握县域管理的重要权力，党组织要加强对县委书记的制度监督，县委书记个人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争做焦裕禄式一心只为人民服务，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的模范县委书记。

第一，完善权力监督网。1992年巴西曾因贪腐成为世界的关注热点，后来通过建立网上举报系统，畅通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管道，强化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形成了强大的监督网。在现有体制下，我国通过完善外部制度监督与内部自省自查，可逐步完善权力监督网，促使县委书记把好权力关。结合我国县委书记所处的常态化情景，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切实扎牢制度笼子。扎牢制度笼子是预防县委书记腐败的重要举措。细化县委书记的权力笼子，让县委书记们不敢腐也不能腐。健全相关廉政规章制度，制度设计上应注重制度的明晰性、约束性和可操作性;精简制度，控制权力监督与运行成本;完善制度监督程序，从严从重追责涉腐人员，强化对县委书记权力的“硬约束”;健全反腐举报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公开举报处理进程与结果，主动接受人民质疑监督;制定并公开县委书记的权力清单，主动晒权力，接受人民监督，制约其公权私用等权力异化行为。二是增强个人自控能力。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哈莫尼斯曾说：“自控力是掌控自己内心的能力，一个人只有征服了自己的内心才能去征服外面的世界，所以有了自控力，你才能拥有权力，也才配拥有权力。”②所谓自控力简而言之，即能够管好自身，坚守个人原则。增强县委书记们的自控力关键在于强化个人修养，端正动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形成对公权力的敬畏心。他们还应锻造过硬的党性，时刻坚守住县委书记的精神家园，坚定自身人民公仆之身份，贯彻“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有确权必须为”原则。做到掌权而不滥权，明确权力边界与为官之责。三是创新反腐学习模式。斯坦福大学著名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瑞·菲弗认为“在权力的方程式中，人们一定要意识到权力的潜在害处，进而权衡权力的好处和成本，然后再决定应该和权力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③。“不知不觉就陷入权力腐败之中……”这是落网县委书记们共同的自白。为使县委书记理性对待权力，应创新反腐学习模式，并增加县委书记参加反腐课程的机会。改变传统说教式学习，可结合深入监狱与落马官员交流、反腐案例谈论、网络视频问答和深入监狱切实体验监狱生活等方式。使官员深刻体会权力的潜在风险，通过专家讲解权力异化的风险与成本，增强其警示力和廉洁自律的意识。

第二，矫正扭曲金钱观。新加坡是亚洲最清廉的国家之一，早在1991年，新加坡就提出“官员价值观建设，应通过宣扬维护传统的价值观，抵抗西方拜金价值观的冲击”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助于县委书记把好金钱关，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增强自省自查意识。公私分明是公务员应坚守的底线与原则，决不能公款私用、以权谋私。遏制官员私欲膨胀，以权谋私的问题，在当前常态化现状下，关键是要靠官员的自省自查内心防线。通过加强惩戒及追责力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学习模范县委书记与反思典型贪污案例等措施，倒逼官员自省自查。正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县委书记引导着整个县域的官场行为风气，应带头树立自省自查意识，践行自省自查活动，并及时纠正自身问题，以规避追名逐利行为，使其自觉杜绝谋私利之心与行为。其二，善用党校反腐资源。部分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反腐教育学院”或“廉政学院”，如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下设有反贪污学院，已初步取得较好的防腐效果，为其反腐倡廉活动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我国应充分利用“各级党校”现有的反腐资源及教育资源，进行打击腐败和廉洁从政的教育。通过资深专家，科学设立系列特色“廉洁反腐课程”或“廉洁心理课程”，加以推行。邀请部分反腐专家、心理学专家和一线反腐工作人员客座讲授反腐策略与廉政心理教育，开展各省份之间反贪污领域的交流与培训等。以此加强对县委书记的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促使其廉洁从政，并不断提高其拒腐防变能力。其三，创立“反腐数据库”。反腐败是一个博弈过程。解决贪腐侥幸心理，也应从博弈的三大重要因素(成本、收益和风险)入手。严格监管，加大贪腐的风险;严厉追责，增加贪腐的成本代价;加重处罚，减少腐败的收益。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创立贪污罪犯数据库，将受贿官员个人信息公布到这一平台，形成强大的道德压力和震慑力。马来西亚的贪污罪犯数据库完全符合反腐博弈的思维。贪污罪犯数据库增加了其腐败风险与成本，降低了其收益，让腐败行为得不偿失。该贪污罪犯数据库还坚持对外公开，外国机构和私人企业等都可以参考该数据库，这将使曾有腐败行为的人在出国、就业等方面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反腐震慑力。我国应借鉴其方法，创立一个关于县委书记的“反腐数据库”，县委书记一旦涉腐，都将记录在案，并将伴随终身，制约其从政经商等行为。“反腐数据库”增加县委书记们腐败的成本与风险，减少其腐败收益，将对他们形成强大的震慑力，更有助于杜绝其二次涉腐。

第三，强化道德约束力。美国设立政府道德办公室(简称OGE)来对官员进行道德培训，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都设立OGE以提升官员道德约束力，OGE工作内容是制定政策、提供咨询、教育培训并评估监督道德项目的实施等。强化道德约束力同样有助于县委书记把好美色关，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创新县委书记职业道德培训。提升县委书记的职业道德意识，按照县委书记的成长规律，科学实施各阶段道德培训方案，把道德教育放在其各类培训的首位。通过相关专家，每季度一次为县委书记提供道德咨询，并根据其咨询内容，引导其坚守职业道德，帮助其破解其道德上的困境与疑惑，正确认识与对待美色，减少不良诱惑。同时进行交互式督导，加强各省市区域之间的职业道德培训交流和经常性的反贿赂教育，加入各时期典型私生活腐化案例，予以教育及警示。其二，加强个人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关于“道德起源”有一个的经典实验，实验员把五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内悬挂一串香蕉，并装了一个自动装置。一旦侦测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马上就会有水喷湿这五只猴子。每次拿香蕉的新猴子，会被其他四只猴子揍一顿。后来所有的猴子不论新旧，都不敢去动那根香蕉。同样的，美色就像那根“香蕉”，若要形成不沉迷美色的局面，必须加强自身道德约束力，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和付出高昂的代价。县委书记应根据时代环境，及时树立新的道德规范，增加自身定力，从容应对诱惑，坚守党纪法规，坚定反腐立场。其三，增强官场道德风气的正能量。若要正气清风的官场新常态，我国应逐步健全官场道德规范机制。健全官员宣誓制度，在官员入职时应增加入职宣誓环节，使其积极践行公职人员应有的德行与形象，严肃对待个人私生活。强化治理重点区域(腐败多发县市)，在重点区域要严格把关县委书记的任用标准，坚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同时要加强其任期内的私生活监督。加大“官德”考评权重，加入群众评议，科学制定“官德”指标，加大对其道德评价结果的运用，并作为其选拔任用的关键依据之一。树立道德作风榜样，唯有通过以上组合拳，才能遏制私生活腐化的不良风气，形成官场道德风气新常态，并逐步引导社会风气归正。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国应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县委书记把好三关，对增强个人修养、县域发展、官场及社会风气与国家长治久安都大有裨益。为了把好权力观、金钱观、美色关，不仅需要完善权力监督网，矫正扭曲金钱观，还需要不断强化道德约束力。通过以上组合拳才能打赢公权私用、金钱至上与私生活腐化这三大问题，还官场与社会一个风清气正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