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申诉法治化，纠错机制待创新

冤案纠错，是近年来伴随新一轮司法改革同步推进的系统工作，随着不少典型案件的复查、重审及至最终得以纠正，刑事案件的申诉难、申诉慢问题被各界所聚焦。日前，刑诉法学者陈卫东建议借鉴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的改革模式，将申诉案件全部纳入复查程序；法学家陈光中则认为，冤案平反不能全靠法检自纠自错，建议设立党领导下的独立于法检的中立机构，为冤案平反创造条件。

于公众观感论，不断有新的陈年旧案被提上纠错议程，是近年来的一大独特司法现象。仅以近日新闻来看，就有4月27日深夜，江西高院决定再审16年前乐平黄志强等四人劫杀案；4月29日，吉林高院再审18年前情人节命案，并改判“凶手”刘吉强无罪。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国家司法纠错的图谱之上。而在冤案陆续平反的背后，另一组数据尤其让人心酸：从当事人及其家属申诉到法院决定立案再审，江西乐平案花了10年，陈满的父母用了16年，贵州杨明从1998年终审判死缓，申诉后到贵州高院决定再审，用了17年……这样的数字可以列出很多，在申诉和决定再审之间，所需要承担的时间成本与人生代价，堪称沉重。

刑事申诉，看起来像是一个符合诉讼程序的法律表述，但在现行刑诉法的范畴中，当事人的刑事申诉，只是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一个材料型条件、一种可能性，最终需要取决于法检机关。而刑事再审，才是法院对生效错误判决进行重新审理的法定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在申诉和再审中间，还有一个更不可预期的复查程序(比如正在进行中的聂树斌案复查)，复查结果直接决定着再审程序能否启动。刑事申诉长期处于诉讼程序之外，使得刑事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在对司法机关提起申诉的过程中，被动等待、听天由命，司法机关对个案申诉的看法、采取措施，完全处于不可控、不可知的状态，这也就是不少陈年旧案，动辄申诉十数年的原因所在。

更加尴尬的是，在已确定启动再审甚至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例中，除了真凶再现、死者归来等少数偶然因素，法院据以再审乃至改判的证据、事实，在长达十数年的申诉过程中大多数并无新进展、新发现。刑事申诉阶段的无限期拉锯，不仅对当事人及其家属是折磨，长期求公正而不得，人生耗费不可弥补，对司法公信而言亦是重大损害。2012年刑诉法修改，对非法证据未排除申诉再审的事由以及规定程序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再审等内容，在启动再审和最终改判的标准做了一些区分，但依然缺少相关实践。

申诉难是纠错难的开端，但并非全部。在整个刑事再审纠错的过程中，面临对包括纠错标准、主体和程序的再认识。并非百分之百确认错误的案件，才有被纠正的可能性。“新证据出现，让原生效判决处于可质疑状态”，或者现有证据审查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就应足以启动再审。现在实践中对复查程序的过度依赖，将复查与再审程序同质化，甚至将申诉与再审标准同质化，复查对错误确定无疑，再审才有启动可能，并不符合司法专业逻辑。这也正是法律学者建议将申诉程序尽快纳入诉讼范畴、将其法治化的实务基础所在。立案阶段可以“有案必立”，刑事申诉便也可以做到统一审查，在诉讼程序中对申诉做审查，也给了律师介入以更多可能，使得申诉本身具有更多可预期的制度设计。

在申诉程序法治化的前提下，对司法纠错的主体选择，在省高院主导的程序之外，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有赖进一步激活，写入最高检报告的陈满案抗诉，需要制度化的氛围使其更普遍适用。律师在刑事申诉中的角色和作用，需要法律的进一步明确和保障。而在法检自我纠错的同时，法学家主张设立新的中立平反纠错机构，是否可以起到监督、督促作用，包括从司法人性的角度出发，让酿成错案的主体与纠错主体实现分离，也是可以进一步研判的思路。申诉的路可以很长，但不该缺少对法律确定性的期待，冤案纠错可以更及时，并不算苛刻的法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