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旅游看社会分层

盼望着盼望着，国庆长假终于到了，困守在生活和工作笼子里的人们可以出笼了。

国庆长假前一天，我去伦敦公干，与提前出笼的同胞撞在一起，飞机上多是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大部分是出国游的。及至伦敦希思罗机场，更是盛况空前。出关排队竟然等了两个多小时，排在我前面以及后面的，国人占了大比例。我顿时忘记了身在异国他乡，还以为在祖国怀抱呢。这几天，类似的场景也在其它地方复制，形成了中国式旅游的奇观。还有，那些在国内解决的人们也开始候鸟式出行，奔赴于各大旅游景区。

出门旅游得具备两个条件：有钱、有闲。光有钱不行。没有时间，走不出去，虽腰缠万贯但做了时间的奴隶，风景再美，也是白搭；若没有钱，光有时间，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游山玩水。旅游就是吃饱了撑的，找个地方放飞身心，若没解决“刚需”，可能既没条件玩，也没兴致玩。在当下中国，真正实现既有钱且有闲的，只是小比例人群。像王石之类，已实现财富自由，更关键的是：自己的时间也可以自己做主。不被时间绑架，才能说走就走，想走哪儿就走哪儿。

拜改革所赐，让相当比例的中国人富裕起来。这些人解决了“刚需”，其它需求也水涨船高。旅游的需求也开始大面积释放出来，这种消费需求既刺激了国内旅游业的非理性繁荣，也带动了海外旅游业发展。但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多数是有钱、无闲的那种类型，出行时间往往集中在公共假日时段，致使旅游者被拥堵在固定的时间节点上。加之中国人口基数大，旅游需求在有限的时间节点释放，必然会伴生井喷现象，这自然而然会给旅游景点造成巨大压力。带薪休假虽然被呼吁了多年，但一直是只听楼梯响，没见人下来。有意出门远行的人只能在几个有限的时间节点内盘算自己的旅行计划。在时间大限固定的情况下，中国旅行者只能在旅行空间上作选择。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有钱、无闲的这帮人群中，从出行的地方不同可以发现游客富裕程度的差异。其中，相对富裕者选择出境旅游。与境内旅游比较起来，出境潇洒需要更加雄厚的财力支持，除了要支付相对昂贵的旅行成本，还得准备大把的钞票落实购物计划。购物俨然成了出境游的标配。很多游客把出境旅游等同于突击扫货，以至于境外景点沦为国人购物的大卖场。他们到英国伦敦，不会对大大小小的免费博物馆感兴趣，急不可耐地去购物天堂扫货。由此可见，出境游不是小富群体可以消受的。能出去的，至少说明他们财务自由状况较好。没有足够经济实力者，就被隔在境内了。此外，即便在出境游者中间，经济状况也会有差异。去香港、新马泰旅游，与欧洲游、非洲游、美洲游比较，对于财力的要求往往会不一样；经济舱蜗居与邮轮伺候相比，二者对经济基础的理解也大有不同。

对于大多数小富人群来说，境内景点就成了主打目标。与境外游比起来，境内游对经济硬实力的要求不会高得离谱。但是，在境内旅游人群中，经济基础也有差异。比如，对于那些刚刚解决“刚需”、在旅游消费上起步的人群，他们对旅游成本的计较会多一些。潇洒走一回，需要经济基础。在财力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穷游”有时候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而那些相对富裕者，就不会太在意成本，他们会关注旅游的质量。

另外，对于那些刚刚处于旅游扫盲阶段的游客来说，他们会盯着那些著名景点，比如黄山、庐山、故宫、长城、兵马俑、西湖、苏州园林等等，这些有名景点聚集了大比例的旅游脱贫者，因此在这里出现游客爆棚的概率就会很高。而那些过了旅游脱贫阶段的游客，就可能会避开上述热点景区，选择那些小众的景区，甚至到偏远的地方去发现新的旅行目标了。

与旅游无缘的，要么是无钱的，要么是无闲的。最悲催的是，既无钱又无闲的。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为“刚需”奔忙。这类人群，在当下中国还有相当的比例。什么时候让他们也成为旅游景区的消费者，中国就真正富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