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两大遗产

昨日早晨6时20分，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病逝，享年102岁。

杜老被尊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936年入党，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文革”中也受到冲击，1978年底平反，随后主要负责农村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

杜老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一生为改善农民命运、提高农民收入而奔劳不辍。除了在农研室培养出一批门生学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外，让他名垂青史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协助的农村改革。1980年，他以政治智慧将“包产到户”写入“75号”文试行，并随后主持了1982-1986年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的起草工作，不仅确认了土地“包干”的合法性，还陆续在总结成效的基础上，提出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取消统购统销，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等政策。可以说，农村改革的基本架构实践上是农民自发摸索的，但文本是由杜老及其领导的“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团队归纳的。

在人类史上波澜壮阔，无论规模还是效应皆堪称伟大的中国改革的确是从农村开始的。之前近30年全国性的“计划+公有制”的实验遇到困境，在“非变不能活”的约束下，凤阳和肥西的农民才不惜冒杀头的危险，违法将土地产权界定给一个个家庭，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之后1982年的一号文，是顺势确认了农民求生本能下的“合约创新”。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承包制，实质上是以分成合约的方式，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界定给农民。这里土地的“集体经济”性质的“名义所有权”被虚置。摆脱既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虚置“名义所有权”而通过合约重写来界定产权，“挂羊头卖狗肉”，也随即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但农业生产提高收入的程度毕竟有限。之后中国改革能成功，农民的收入能起飞，是靠工业化，靠农转工，靠特区“画圈”的局部试错方式，先以“三来一补”承接接单工业，农民在“干中学”中累积工业知识，把租值和收入逐步打上去。改革与开放并行，以特区到沿海再到沿江、沿边的次第开放，更大幅度地参与全球分工，发挥中国人多的比较优势，才最终使得中国在工业时代再次崛起。

杜老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先贤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今天缅怀杜老，回看他的贡献，重温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也是向改革先贤致敬。当然，最好的怀念是总结他们成功的改革方法，启发下一步的改革，继续提高民众收入，力争早日实现近200年来数代人为之奋斗的富强梦。

杜老及其团队协助的农村改革，有两项方法论上的遗产值得重视。一是重视“归纳”而不是“设计”。他们重视调研，总结出农民实践中成功的“违法”行为，并把它们合法化，而不是躲在屋内搞“设计”，拍脑袋想农民应该怎么干。偌大的中国往何处去，无人具备这一知识，只有靠各地不断地试，做对了推广，做错了改过。杜老曾说过一句慧言：“看汤下面”，就是中国只能根据自身的资源状况和局限约束，寻找提高效率的办法，而不能照搬照抄，随意嫁接。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上佳且重要的制度，包括特区制、分税制下的地区竞争制度和20世纪90年代的盯住汇率制等，都是中国根据自身局限摸索出来的。

二是坚持以效果来度量。“包干制”之所以在1982年能合法化，就是它解决了数个省的吃饭问题，不仅粮食增产，农民收入也因此提高。但在当前的改革实践中，这一方法有被抛弃的趋向，甚至出现改革方向的逆转，“未富先骄”，以民生为由集中于既有财富的分配而不是鼓励继续做大财富“蛋糕”。

当前中国经济需要深化改革来重回增长通道。在此背景下，杜老及其他改革先贤留下的方法论更需重温并强调。放弃拍脑袋的闭门造车，搞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的关键局限，才能最终找到解决办法。用杜老的话说，就是“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你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