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长大了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开启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对美正式访问。根据最新公布的行程，习主席第一站将到达西雅图，参观微软总部和波音总装厂，这次访问还将有马云、马化腾、杨庆元等中国企业家同行，看样子是要打一场经济胜仗。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在下周的会面中，“双方将取得许多成果”，“中国和平有序崛起符合美利益”。

冷战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微妙状态，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对中国越来越不放心，这次访问能不能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中美之间如何跨越不温不火的沼泽走向更深层次的合作？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为您解答以上问题。】

观察者网：今年中美关系上最受重视的就是即将到来的习近平主席访美了，双方高层也早就开始逐步接触。您认为这次访美对于双方关系会有哪些影响？

张沱生：这次访美确实非常重要。当前，中美关系在总体上仍是稳定、可控的，但两国间的分歧也日益突显，特别是在海上安全和网络安全问题上，双方的摩擦十分突出。习主席在这样的时刻访美，对于两国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稳定中美关系，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访问将有以下几个主要看点：

第一，在这次访问中，中美双方能否找到一些新的合作点。去年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协议，对推动两国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今年如果双方能再找到新的合作点，或者能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将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面对摩擦上升，中美之间亟须加强分歧管控，防止战略误判。当前双方的一些重大分歧是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但如果中美能够针对突出问题建立一些新的对话机制，并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两国间的危机管理机制，这对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特别是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中美领导人能否再次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许多政策感到忧虑，担心中国正在挑战其领导地位。最近，美国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能否深化改革、中国的法制建设等产生了很多疑虑。而中国也对美国的许多政策与做法的担心也在上升，除了老的疑虑外，还有新近美国对中国倡导的亚洲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反对，美方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日益消极的态度，以及美国内出现的对华政策大辩论等。这次习主席访美，如果双方能加强对对方真实意图的了解，再次明确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最后一点，现在美国的媒体、公众舆论对中国的看法非常负面。这次习主席访美将在西雅图对美国各国人士发表讲话，并参观几个美国著名企业。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与美国社会与公众直接接触，亲口告诉他们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的真实想法，这对于加强美国民众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了解，对于双方增信释疑，提升中国形象，都可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观察者网：但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在很多领域都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在网络安全、经济合作等领域，包括今年7月在乌法峰会上，习主席也对美国近些年压制金砖国家发展的做法表示不满。这些会不会给此次访美带来障碍？

张沱生：其实，与前两年相比，美国对金砖国家“崛起”的担心已有所下降。近年来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不太好，南非的GDP较低，俄罗斯经济面临巨大困难，巴西的经济不好，中国经济的增长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金融危机发生已近7年，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仍难以复苏的情况下，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掉了下来，这绝不是件好事。当前，正确的思维应该是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加强合作，而不是相互拆台。其实G20不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开展合作的机构吗？我猜想，在这次中美峰会中，加强G20的合作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吧。

现在中美之间在海洋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确实存在严重分歧，如果从悲观的角度考虑，它们可能成为这次访问成功的障碍。但如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如果双方领导人能在这次访问中就这些问题进行坦诚交流，两国是有可能找到一些管控和缓解这些分歧的办法的。毕竟中美之间在海洋安全和网络安全方面仍然有许多重大共同利益，双方利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更准确地讲，双方在这两个领域其实是利害攸关。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双方至少能朝着控制和解决分歧的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

观察者网：现在国内学者对中美关系基本持三种态度：悲观派、乐观派以及谨慎焦虑派，您认为应该怎样来描绘中美关系目前的现状？

张沱生：我不太赞同过于悲观的看法，当然，也并不乐观。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我认为在总体上仍是稳定、可控的，但双方的摩擦和分歧正在快速上升，这一点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关于中美关系，上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说法是：“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冷战后期，中美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当时叫做“共同对付北极熊”。冷战结束苏联垮台后，中美之间失去了共同的对手，随着人权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突显，中美之间的摩擦开始上升，但当时美国还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可能对其形成重大挑战的国家，中国的分量还没有那么重。此外，美国对中国加速融入国际社会是欢迎的，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也在继续加强。后来中美间发生了炸馆和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中国也很担忧，认为中美关系可能会严重恶化。但当时两国在经济合作、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并且很快又在反恐问题上找到了新的合作点，中美关系的发展渐渐地又趋向相对稳定。当时提出“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眼见中国的GDP先后超过德日、升居世界第二，再加上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开始明显上升：一是认为中国外交变得“咄咄逼人”，二是认为强大起来了的中国可能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领导地位构成挑战。而在中国方面呢，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和美国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军事存在，也使中国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是在对中国实行新的“遏制与包围”政策。在此形势下，如果我们现在还讲“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中美关系正在或者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摩擦高发期，如果我们不能努力使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随着双方争端、摩擦的不断上升，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国关系形成的“合作”、“防范”较为平衡的状态就可能被打破，两国关系的天平就可能日益向冲突的方面倾斜，中美关系就有可能滑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认为当前不应再简单地讲“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而是应以一种更加主动进取的态度来处理和塑造中美关系。我们现在不是提出要搞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吗，强大起来的中国应更有能力与信心，促进中美关系朝着较为稳定的、平衡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并最终构建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

观察者网：中美之间都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一些协议和计划，遗憾的是，这些倡导常常存在冲突，最近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亚投行上对中国的阻拦。您认为中美之间在哪些领域比较容易达成战略互信，进一步加深合作？

张沱生：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以致它的很多盟国都不跟它走。事实上，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提出批评，认为在亚投行这件事情上美国做得不好。

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搞亚投行、“一带一路”，是要挑战美国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系统中的领导地位，是要谋取地缘战略利益。但实际上，中国采取的是包容开放的心态，是想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欧亚经济走廊，实行互联互通，推动欧亚经济发展，而不是要和美国争夺领导地位。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是对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个补充，而不是说要去削弱谁挑战谁。美国不少人到现在依然抱有很强的冷战思维，认为中国这样做就是要拆它的台，其实不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从未止步，中国倡议建立一些新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将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起到补充和加强的作用，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益处。在亚投行这件事上，是美国做错了。如果它愿意修正错误，亚投行仍应欢迎它加入。

除了亚投行，中美两国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当前，中美双方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摩擦和矛盾十分尖锐，如果说要开展合作，主要就是进行危机管控。但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在应对全球挑战问题上，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加强核安全、应对能源短缺、打击国际犯罪、防止国际传染病等诸多方面，甚至在维护互联网安全、外空安全方面，中美都有很多、很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应争取达成更多的协议，积极开展合作。

现在双方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当非传统安全问题突显时，比如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在G20曾有积极的合作；再比如911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之后，中美之间的反恐合作明显加强了。但一旦形势有所好转，合作的步伐就慢下来了。而随着双方之间在传统安全上的摩擦重新上升，非传统安全合作往往受到重大干扰，甚至陷入停滞。因此，如果两国政府都有远见的话，应该始终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予以高度重视，不断把这方面的合作推向前进。这既可以培养双方的合作习惯，又可以对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起到平衡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中美双方都坐在同一条船里，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总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应该也可以大有作为。

至于说战略互信，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中美双方要全面建立起战略互信很不容易。近年来，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崛起，这些都导致双方战略互疑上升。因此，有人说现在中美两国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字”。但我认为，也不要把这个问题绝对化，即使在双方分歧加剧的情况下，双方在建立战略互信方面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例如，努力保持和加强两国的对话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不断加强安全信心措施建设，共同制订必要的安全行为准则，以及确保双方都充分地了解对方的底线、不去触动对方的底线，等等，如果两国能在这些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也可谓是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吧。当然，坚实有力的战略互信最终还是要建立在更多合作的基础上，并且双方要越来越能正确地理解对方，大大地减少误判和误解。在这方面，中美两国之间任重道远。

观察者网：2012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也在进一步促进改革，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些改变让美国有些不适应。您认为该如何向美国政界和学界解释中国近些年的改革，减少双方的误解？

张沱生：现在美国有个担忧，认为中国的改革停止了，甚至有人说我们的改革在倒退。怎样才能让美国人打消这种担心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自身要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动摇。新的中央领导团队上任以来，建立了由最高领导人担任组长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美国现在还不太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深水区，以前进行的改革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现在不同了，涉及的是金融、土地、大国企的改革，都是深层次的，难度非常大。中国的发展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高能耗、高污染、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做法已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实行经济转型。当前，美国怀疑我们推进改革和实现经济转型的决心与能力。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说服美国呢？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一步步攻克改革难关，坚定地去除我们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种种弊病。我们的经济增长稳定下来了，改革见效了，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如果想让美国人了解我们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而且是决心通过改革开放来促进发展的，最重要的将不是言辞，而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证明给他们看。

观察者网：现在普遍认为美国有一种心理焦虑，尤其是对“世界领导权”的焦虑。您认为美国出现这种焦虑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来应对这种焦虑？

张沱生：美国这个国家其实很有意思，19世纪末它的GDP就已经是全球第一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并不急于去当世界的领导者，它搞了个门罗主义，守住自己的家门和后院，采取了一种非常务实的做法。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强国在战争中损失非常大，美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走到了世界的前台，但美国还没有完全拿到世界领导权，苏联成为了它的强大对手，和它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格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垮台，美国才获得了完全的领导权，形成了一极世界格局。

这时美国开始感到飘飘然了，“历史的终结”这种话也出来了，要在全世界推行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甚至不惜发动“人权战争”。此后，美国犯了不少错误，最突出的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赢得了战争，却无法赢得和平，这使它的软、硬实力都是受到较大的伤害。再后来，它又搞出了一个金融危机，使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遭受重大冲击，美国的自信心开始下降。而在此期间，中国的实力持续上升，中美之间的差日益缩小。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产生了焦虑感，担心它的领导权被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甚至夺走。但事实上，这一轮新兴大国集体崛起的特点恰是融入和基本维护现行世界体系，只是它们希望使现有秩序变得更好一些，想推动一些必要的改革，承担更多一些的责任，以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挑战。这难道不应该欢迎吗？美国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长大了，美国应该鼓励和接受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应支持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其实，从改革之初中国就确定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方向，中国早已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当然，中国也有志于对现存秩序中某些不足或过时的方面进行改革，但它将会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起共同努力。就这点来说，我实在是希望美国能够更自信一些，也能更大度一些。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也试图在国际关系上做出一些改变，比如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从伊拉克撤兵，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认识到以往外交策略的失败或者说不足，试图通过这种改变打开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

张沱生：奥巴马一年多后就要卸任了，怎么评价他是后人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总体看他还是一位比较务实的美国总统，任职期间还是做了一些大事，虽然现在有很多美国人批评他，但我认为，将来他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会有一定地位的。

布什政府曾开展全球反恐战争，反恐本身没有错，但美国的反恐战争犯了不少错误，包括一味强调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企图用战争手段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等，结果不仅没有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反而加剧了恐怖主义的发展，目前在中东非常猖獗的IS可以说就是伊拉克战争的产物。当时美国攻打伊拉克，理由是伊拉克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占领伊拉克后却什么也没发现，这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威望，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比较务实。最近美国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其实奥巴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从上台之初就开始了。他决心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并从两国撤军。奥巴马政府还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调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亚太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但美国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约却加剧了与中国的摩擦。从总体看，近些年来，根据全球力量对比和自身实力的变化，美国确实在做出战略调整，但这一调整还远未完成，其方向也还不十分明朗。倒是有一点中国应高度警惕，这就是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内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其对华政策“过于软弱”。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可能有哪些变化，值得予以密切关注。

观察者网：再回到最近的中美关系上来。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帷幕，在以往的大选中，中国往往成为各个候选人攻击的对象，针对中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中美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波动。那么如何在这次大选中避免这种波动？以及如何改变中国被动应对的局面？

张沱生：根据对中美关系的多年观察，我认为这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常态。每到大选，总统竞选人往往会利用别国或者国际上的一些事情来互相批评，为自己造势争取选票，这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对于美大选中拿中国来说事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而且过去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一些选举人在大选中对中国说了很多过头的、强硬的话，但等他上台以后又会从现实关系和实际利益出发，调整其曾宣示过的政策。比如小布什上台前，中美之间曾发生了台海危机、炸馆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美关系处于低谷。在竞选的时候，他对中国说了一些非常强硬的话，其上台初期采取的政策也确实一度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布什总统从两国的大局考虑，从美国的总体利益出发，开始对对华政策做出调整，并逐步改善了对华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美大选中的反华言论完全掉以轻心、置之不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做出一些努力，防止两国间的某些事态在大选年被美国总统候选人过度炒作。因为这毕竟会强化中国的负面形象，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扭曲的认识和很坏的影响，而且这也可能使美新政府在上台后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到务实的对华政策轨道上来。我们应从现在起更加努力地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加强分歧管控，尤其是要努力避免发生突发性事件。此外，我们还应争取通过各种政府对话和民间交往对美国大选中的涉华舆论主动施加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