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妈为何不好惹

10月1日起，《广州市公园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公园歌舞噪音超过限值，将会面临最高1000元的处罚。然而，记者连日巡访多个公园发现，公园内噪音超标的情况仍然存在，但公园工作人员最多就只是劝导了事，并没有真正开罚，有一线工作人员向记者低声嘀咕：“大妈不好惹”。（10月15日《广州日报》）

一句“大妈不好惹”，让我们非常直观地体会到公园执法的尴尬。一方面，公园管理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执法者，只是被行政法规赋予了公园内的执法资格，这决定了其在执法中缺少强制手段；另一方面，大妈们往往成群结队、人多势众，不排除有的大妈还会胡搅蛮缠，管理起来绝非易事。

曾被寄予期望的“限噪条款”，在实践中成为一纸空文。法规的虚置，固然有执法软弱、卸责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法规本身缺乏细化条款与可操作性。有一个正面范例可资对照。2013年，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公园条例》，根据该条例，11个市属公园选配执法人员119名，由市政府颁发全市统一的《行政执法证》，执法中统一着装，佩戴标识及配备相应装备，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以及相应的处罚单。事实证明，北京市各大公园对执法责任落实得很好。

可见，类似法规的落实，靠的是有针对性的预设安排，这就包括对执法主体的规范，对执法对象的分析，对执法标准的设定，对执法路径的明确。粗线条的简单立法，虽然也让人看到了解决问题的良好初衷，却因为精细化程度的低下，导致法规流于形式。现在《广州市公园条例》连“公园内音量高到多少才算违法”都没有明确说法，让公园方拿什么法律依据去执法呢？至多也就是看不下去时，出面劝导一下，但这种劝说行为压根算不上执法。

行政法规的制定需要投入必要的人力和财力，但只要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进行深入的调研，让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具有可操作性，才不至于让严肃的立法因为没有细则细节的衔接而“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