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城市工作生活：年轻人的限时旅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所采访的年轻人，在换城市时有的在意气候、饮食、居住环境；有的为了事业机遇，即使以上所有因素都变得不利仍尽力克服；有的不在乎落户这种父辈关心的“终极”问题， “在哪都是生活，换个地点而已”……

更频繁的城市迁徙，更多元的城市选择标准，已经很难被“奔向北上广”或“逃离北上广”这样的单一叙事所囊括。年轻人对自己“要什么”愈发在意，想做的工作在别的城市，去吧，喜欢的人在别的城市，去吧。这容易让人想起新生代常常被贴上的诸如“自我”、“个性”之类的标签。透过对人口流动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自我和个性的舒展，体现整个社会发展的质量。

顾嘉离开北京前的第三天，我们约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4月暖和，她穿得利落，长裤下踩着Timberland户外靴，包也不带。时间安排得紧凑，上午11点半得走，去见下一位朋友。近半个月都处于告别聚餐阶段，收拾行李不急，照常等到最后一天。

理科生顾嘉说，写数据总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而删除只在一瞬间。

离开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变动。她在一家VR平台公司做制片，负责平台上的自产拍摄内容。疫情发生前，公司有一百来人，顾嘉手头上也有好几个项目，有一些正在前期洽谈，有一些拍完了，在做后期。疫情发生后，所有拍摄项目停工，公司只剩三四十人。态度和气的老板多次想留她，有些想休息一段时间的同事也答应了停薪留职，但她始终无法接受就这么干耗下去不知何时到头的局面。

不可抗力当前，她心里明白，如果没有这种事情，老板绝不可能和她谈降薪或裁员。最终她决定平和地终止劳动关系，不说离职，这样大家都比较体面。解除劳动合同后，3月中旬，顾嘉从浙江老家回北京修改简历，很快在4月初收到好几个面试通知。她考虑了一番，在北京和离家特别近的上海之间选择了后者的一家4A广告公司，继续做制片。相比之下，上海的朋友会多很多，“在北京生活还是会孤单一些。”

离别在即，不舍的情绪总会占上风，特别大的灰尘和让人受不了的干燥冬天都过去了，眼下只有和煦的暖风与鲜嫩的绿树蓝天。动不动发现家附近的路因重要活动被封而要绕一大圈导致上班迟到的场景也不会再出现了。心中记得的，是去年就近去的两趟内蒙古，植被丰富辽阔的北方深秋。

她原本计划在北京待两年，现在进行到一半就突然中断，没待够。她还想见识一次蹦迪，看一看北京闹腾的livehouse和实验性强的鼓楼西剧场。朋友告诉她理想国新开了一间咖啡厅，疫情过去后应该会经常举办些文化沙龙活动，“就感觉挺好的，但是我那时候应该已经不在北京了。”

去年顾嘉刚来北京时，先签了半年租约，之后由于一直没找到室友，便独自在北三环的长租公寓住了一年，6000块一个月，小单间。这几年她一直在搬家，本科在加州学戏剧艺术，大学毕业后搬到洛杉矶，在那儿待了一年回国，上海的项目结束后来了北京，如今又要回去。

顾嘉离开北京的当天，站在公寓外

麻烦在所难免，但对她来说，打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她一头短发，说话干净利落。多次搬迁成了一种训练——她收拾东西越来越快，同时是一份提醒，看到特别可爱的物件时购买冲动往往因着“在这地方住不久”的感觉而被克制。偶尔羡慕工位上摆满手办和小摆设的同事，看看自己整洁的桌面，一台电脑、一个手磨咖啡器、几本书、几份资料，没了。 

对于更换城市，顾嘉和她身边多数朋友一样，都抱持“不妨探索一下”的开放态度。她觉得老一辈的人可能固定资产都在一个地方，对流动的牵制会更多，人际关系也更深刻。但现在的年轻人，到一个新的城市就可以交新的朋友。

至于落户，她也不是特别在意。“其实留学生回国的话，如果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可以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内拿到上海户口，非常友好。包括现在像杭州、深圳也有这样的政策，但我好像没有特别care这些东西。还是跟地域有关吧，比如我新疆和黑龙江的朋友就非常在意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