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艾春们：“诗歌大跃进”时代的遗腹子

导语：近日，耒阳文联主席熊艾春因在网络贴出自己的诗歌受到网友嘲笑，一怒之下砸掉了网站办公室电脑，还留下“熊艾春怒砸社区电脑”的字条，其中的“砸”字竟不会写。此事一经曝光，更多网友加入吐槽行列，还与这位主席斗起了诗。评论人马小盐认为网民的赛诗是一种无奈的话语颠覆与反讽。体制内文化官员的“老干部体”诗歌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产物。顺口溜、俚语本是民间语文，任何时代都不是诗歌界的主流。四九之后，无产阶级翻身做主，民间语文中的俗文化因为政治因素登堂入室。如今很多体制内官员与文人，从小读此类诗歌长大，无产阶级美学耳濡目染地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成为他们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记忆。在体制内，熊艾春式的诗歌一抓一大把，不会写“砸”字的文联主席，不会是最后一个，也远远不止是最后一个。

耒阳文联主席熊艾春冲冠一怒为差评的砸网站事件，一时荣登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与此同时，熊艾春的所谓诗歌，几乎成为互联网民众的狂欢药引。网民们争相赛诗，一比高下，恍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的赛诗盛宴。但网民的这种赛诗热潮，显然与大跃进时期的革命情怀截然不同，它是一种无奈的话语颠覆与反讽：对体制内文化官员的文化水准的大声嘲弄，对“老干部体”诗歌忍无可忍的反讽。

其实，熊艾春这样的诗人，在体制内不少。我在杂志社工作，常常看到诸如此类所谓诗人的诗歌作品。不是一两个文化官员在写熊艾春这样的诗歌，而是很多体制内诗人都在写这样的作品。他们不但把顺口溜、俚语、口水当作诗歌，还以写这样的诗歌为荣。在我看来，此类诗歌，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产物。顺口溜、俚语之类的民间语文，在四九后迎来了专属于它们的艺术春天。一如中国红在四九前是民俗红，四九后则擢升为革命红。

酒店茶馆、街头巷尾、田野炕头，皆是滋生顺口溜、俚语等民间语文的巨大温床。但四九以前此类生机勃勃的俗文化，人们只是当作笑谈或者耳边风，并未将之视为诗歌作品。诸如乾隆帝的“一片两片三四片”，民国军阀张宗昌的“大炮开兮轰他娘”之类的大作，往往被知识分子当作强权之手蹂躏诗歌之后，诗歌被玷污的反面教材而广泛流传于民众。《红楼梦》中的花花太岁薛蟠的酒场佳作“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更是曹雪芹塑造薛蟠这一粗俗不堪的反面角色的点睛之笔。由此可见，俗文化中的顺口溜、俚语，在任何时代，不会是诗歌界的主流，也无法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无论是中国诗歌之源的《诗经》，还是舞榭歌台的宋词，皆源于知识分子的筛选、修改与创作。也就是说，那些流传至今的诗歌艺术，无论来源于民间采风，还是妓院感怀，皆是被知识分子二度雅化、润色、褪掉粗鄙本色的语言学产物。

四九之后，无产阶级翻身做主，民间语文中的俗文化，就此不加任何修饰的煌煌然登堂入室。伟大领袖直接在诗歌中豪气干云地写道：“不须放屁！”这让很多民间语文家看到了未来诗歌写作的辉煌道路，何况无产阶级出身本身便保证了写作的政治正确性。曾写出过《女神》佳作的诗人郭沫若，依靠敏锐的政治嗅觉，清晰地闻到汉语诗歌写作的走向，于是写了大量肤浅直白的歌德诗与口号诗。作为一个诗人，郭沫若迅速判断出，隐喻、转喻、反讽、正谕等等修辞手法，是语言学上累赘的修饰物，它妨碍了诗歌与无产阶级的直接交流。因此，大多修辞手法需要铲而除之，唯留夸张手法一枝独秀--毕竟大跃进，便是一场令世界惊讶的语言学修辞，在现实社会中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实际应用。

1958年，毛泽东在酝酿“生产大跃进”的会议上，同时提出了“诗歌大跃进”，鼓励民众人人写诗，郭沫若、周扬积极做出响应。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在社论里如此描述诗歌乌托邦的美好前景：“民间诗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渐消亡，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周扬的这几句话，远远早于德国行为艺术家约瑟夫o博伊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它看上去简直是博伊斯在中国的艺术祖先，更是当今中国口语诗歌的超前耶稣。关于艺术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艺术家，终于背靠背地站在了同一阵营。只不过德国这位艺术家的宣言，必须依靠自身在艺术界的号召力才能实施，中国则直接依附于公权力：一纸行政命令，便令整个社会进入了疯魔的艺术实验之中。

于是，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不但将锅碗瓢盆统统扔进炼钢炉，同时还要写诗，还要成为一个诗人，还要参加赛诗会，因为这是组织安排的以人为材料的艺术大熔炉。为了响应号召，四川省一个县的一家七口，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产出3500多首诗歌。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合作社，亦不肯落后，半年内出版了三本诗集。赛诗会上，更有类似于段子一般的搞笑诗歌竞相争艳：当有工人代表做诗曰：“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砌在高楼不骄傲，砌在厕所也心甘。”农民代表不甘下风的吟诵：“我是革命大叫驴，东西南北任党骑。不尥蹶子不淘气，一直奔向共产主义。”1960年摄制的电影《刘三姐》，刘三姐以民谣作为打击敌人的利器，使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闻歌丧胆、一败千里，更是在“诗歌大跃进”中成为弘扬无产阶级诗歌正能量的影像范本。

如今，这场“诗歌大跃进”如同“生产大跃进”一样，因历史档案的尘封，扔进时间的黑洞，局外人根本无法一探究竟。但这诗歌乌托邦废墟遗留下来的粗鄙钢筋，从此深植进体制之中，坚硬如一根无法置换的审美脊椎。很多体制内官员与文人，从小读此类诗歌长大，无产阶级美学耳濡目染地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成为他们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记忆。他们认为，通俗易懂、简单直白的顺口溜、俚语，便是最好、最美、最妙、最与大地亲近的诗歌。八十年代，中国先锋诗人，是令文化官员们最为迷惑不解的一群人。因先锋诗人们的语言与审美，早已超出了文化官员们的认知与智性。先锋诗人的每一行诗句，甚至每一个词汇，皆成为文化官员们深为迷惘的迷宫。每一个先锋诗人，就是一个出语言学之迷的斯芬克斯：比起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文化官员们根本无法看清先锋诗人语言面具后的审美与意识。

在我看来，耒阳文联主席熊艾春是“诗歌大跃进”时代的遗腹子之一。我们只要将大跃进赛诗会时期的诗歌，与熊主席的作品对比阅读，便会一目了然。但这样的时代遗腹子，并非熊艾春一个人。在体制内，熊艾春并不孤独。要知道，“诗歌大跃进”是一位高产的英雄母亲，她遗留下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如今工作、生活在中国文联、作协、书协等等官方协会之中。由此可见，在文化领域，我们仍旧滞留在“诗歌大跃进”的浓重阴影之中。最近几年，湖北诗人车延高、四川诗人周啸天等人的诗作，之所以在互联网被频频曝光与嘲笑，是因他们获得了国家级大奖，引起互联网网民的注目与监督，而非因他们诗歌作品在体制内珍稀如熊猫。那些不曾获奖、写诸如此类诗歌的体制内诗人，其实一抓一大把。诗歌，这一语言学皇冠上的珍珠，一切文学体裁的王者，在中国，往往沦为一些擅写顺口溜的官员、骗子、文盲们的奴隶与伺者。因对这些人而言，诗歌的门槛大大低于别的文体的海平面：小说需要叙事，散文需要抒情，理论需要逻辑。唯有诗歌，只要会写字、会分行、会吐口水、会赞美领导与权力，便是上好的。

有人以精神有问题为熊艾春主席的砸电脑之举开脱。在我看来，熊艾春主席哪有什么精神问题？一定要说熊主席有精神问题，那最好将之命名为“体制官员歇斯底里综合症”。熊主席无非因在体制内待久了，被体制宠坏了，日常生活中面对的皆是下属们虚假的阿谀与赞美，蓦然在互联网上看到真实的评价，难免内分泌失调并霸气外露。从车延高到熊艾春，“诗歌大跃进”时代的遗腹子们，要做好被互联网网民们监督与批评的准备。他们的诗歌佳作，在互联网时代，肯定还会被频频曝光与嘲笑。不会写“砸”字的文联主席熊艾春，不会是最后一个，也远远不止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