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典那年留学，你有我这么纠结吗？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被时代边缘化的70后族群中的那一伙，赶上了“从包分配向供需双向选择”的过渡期。那时候政府机关只有外地同学会考虑，面试的名额经常报不满。

　　凭借在文科院校中的性别等优势，我很快摆脱了系里的内斗，没费太大周折，不屑地连续PASS掉两个部委的第二轮面试后，便钻进了一家大型国企，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选择”。

　　还没等我笑出声，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马上作用于教育：虽然我是最后一届公费生（每年个人负担学费500元），但还是在毕业前被母校强行征收了2,000元的莫须有费用，换取了毕业证和学位证。

　　市场经济作用于工作的力度同样不小：很少关心时事的我突然发现，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原来是为了“脱困”，我所在的这个著名企业直到2001年才扭亏。“自己的选择”一样会“站错队”，后来等国企东山再起、日进斗金的时候，我早已离职了。

　　从工作伊始就是等待。等待国外出差（补助高），等待晋升，等待涨工资，等待年终奖，等待公派出国学习……我想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六七十年前的荒诞剧如今怕是无人问津了。但我，也许还有我们，却每天都宿命地扮演着离奇而乏味的角色——迷茫守望者。

　　偶然瞥了一眼报纸，看到“国内MBA缺口30万人”的消息。在这走投无路的境遇中，一条来路不明的资讯，竟连带出留学的念头，与欲望和冲动产生了共振，信念被放大了，像湖面上激起的水晕，无限地扩张开去。抉择的一刹那可能是热血沸腾，也可能是心如死灰，但抱定的那个信念颇有些“邪念”的味道：功利的世界没有平凡的位置，功利的人生没有平淡的理由。

　　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在“做”与“不做”之间选择，答案本来只有一个，但事实上总是在两者之间逡巡，“做”为始，“不做”为终，结果是什么也“没做”。我从一开始的留学设计就是在悖论中打圈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一个一个试验，又一个一个打消。今天想读MBA，明天想读财会。一会儿看看托福，一会儿翻翻雅思。开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后处心积虑能出去就行。

　　无序、困惑到了极点，反而冷静了许多。在那个21世纪的最初几年，留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普遍接受，首要的原因还是钱。而且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融资观念，“借钱”两个字说不出口，也确实没地方去借。家里自不用说，向银行借贷，要求是抵押同等金额的现金或房产，有钱干嘛还借，纯粹是不想借。房子就更不靠谱了：我自然是没钱买房的，尽管那时的商品房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跟家里同住的那50平米房子是父母单位分的，还没有产权证，抵押不了不说，就算能抵押，基本上也是押上了爹妈的老命。就算他们乐意，我可下不了手。

　　又是“钱说话”（Money talks!）的逻辑，这是硬道理。心目中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名校”很快被“现实”掉了，这样一来，标准清晰了很多。我马上发现，英国MBA才一年，总价肯定低于之前查过的几个国家，而且苏格兰MBA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不过即使如此，把自己的积蓄全算上，也还差好几万。当一切矛盾归于经费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从一个北京人，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背着单位，我几乎身兼三职。忘不了帮出版社校对字典的那两个月中从办公室到宿舍之间漆黑的林荫道，忘不了为写书撰稿在公共汽车上失神过了站，忘不了业余教课时满手的粉笔灰。“疯狂捞钱”的我终于迎来了一场二十年未遇、持续一周的40度高烧。镜子中的皱纹刻下了心灵的折痕，昏黑的眼袋储备了经久的疲劳。

　　留学对人的锻造从准备阶段就开始了。当自己憧憬并为之鼓吹的理想变成附体的魔咒，此时更需要的是一些偏执。

　　2002年底，我递交了格拉斯哥大学的申请。这是个老校，老得让我有些不敢相信：1451年建立。国内称得上大学的最早高校，无论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还是北洋大学（1895年），充其量不过100年出头。教育当然是越老越值钱（当时这种想法非常片面，但也能自圆其说），而且查过历史才知道，亚当?斯密竟然是这个学校毕业的，MBA的学费也合适，雅思成绩要求不算太高，哪里找这样的性价比？邮寄申请材料的当天，邮箱里有转发来的一条消息：广州那边出现了怪病，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已经死了100多人了。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把它删除了，对这种官方以外发布的小道消息，我向来不信，还用瑞星杀了两遍毒，担心是木马邮件。

　　2003年春节过后，北京的气氛愈发诡异起来。人们开始抢购消毒液、口罩，人大开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证实了广州出现了罕见病毒SARS（“非典”）。而一个月后，直到卫生部部长下台，北京的消毒液、口罩已经脱销，厂家表示要24小时不间断生产。单位也开始无限期放假，平时拥挤不堪的街道，此时几乎可以用冷清来形容。那时只要是高烧就要被送往指定的医院隔离起来，据说唾液的飞沫都很可能导致传染，于是出入京城的航班、列车不断取消，使馆的签证业务也中止了，北京人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瘟疫横行的北京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闲在家里的我，此时收到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录取通知，只能慨叹“人算不如天算”。

　　曾仕强教授讲《易经》中的否卦时，解释说，泰卦变成否卦很容易，而从否卦到泰卦很不容易，必须要“否极泰来”，坏到极点才能有转机。我的经历可能应验了这个乾坤倒转。

　　炼狱般挺了两个月后，北京的危机局面总算有了转机，航班和签证业务也随之逐渐恢复。我在7月23日拿到了签证，鬼使神差，若干年前的这一天，我开始了职场生涯，如今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此结束了，我又重新回炉成了学生。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我没有丝毫的得意，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坐在BA038航班上，看着空乘手持喷雾剂袅袅而过，白雾中那消毒液的细小颗粒滴在我的脸上，滴在邻座的口罩上，滴在一片谨慎呼吸的寂静中。不过，飞机起飞的轰鸣带走了所有的失落，一转头，不经意间瞥见了窗口那静静的蓝色，这应该是留学的梦，是苏格兰的颜色。

——改编自我的新书《苏格兰的方格子》之《留学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