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

贾平凹要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在老奇台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永军在路边瓜摊请贾平凹吃了西瓜和甜瓜。

离开高速公路拐进菜籽沟的路上，贾平凹看到农田和蒿草，“真想下去割一把。”辽阔的土地让他觉得奢侈，“我老家商州，人均只有几分地。”1967年贾平凹初中毕业，回到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当过几年农民。

菜籽沟是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汉族山村，鼎盛时期有四百多户村民，现在因为外出打工和子女上学，只剩下一百多户。

2014年，木垒县邀请文化界人士做旅游策划，作家刘亮程一眼看中了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衰败的古村落。他买下几十所无人院落的经营权，邀请国内艺术家来开办工作室，又收购了废弃成羊圈的学校，辟为“木垒书院”。一年来，村庄里入驻三十几位艺术家，一些离开村庄的村民又回来了。刘亮程还打算逐步恢复在“文革”中毁坏的庙宇、祠堂等，这些规划得到木垒县政府部门的支持，菜籽沟村也被列入全县国家级古村落保护名单。

一处农家院子整修出来，门口挂了牌子：平凹书屋。贾平凹走进“自己的”屋子，在铺好的宣纸上留下手书：文心雕龙。第二天，在山坡下的木垒书院，贾平凹从木垒县委书记李绍海手中接过“首届丝绸之路木垒菜籽沟文学艺术奖”的证书和50万奖金。

艺术家王刚、建筑师王小东、歌唱家腾格尔分别获得了首届绘画、建筑、音乐等奖项的提名，没有奖金。“下一届乡村文学艺术奖的大奖想颁给音乐，”刘亮程说，“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这个以乡村命名的奖项，目的就是让艺术回到它的根上。”

担任评委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宣读了授奖词：“多少年后，人们会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回到已经失去的故乡，或者，人们将会发现，这个作家所铭记的一切，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地见证着经历现代性蜕变的古老文明——一切都在哀婉、沉痛地消散……”

“最大的问题是农村没有人了，没有人怎么建设新农村？”贾平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一百年来中国乡村一步步失去了过去积淀而成的秩序，比如乡贤、宗族、宗祠、庙宇和孔孟之道。

李敬泽想起了古制：官员退休回乡定居，皇帝会赐给赏银和土地。“何不今天也制定政策鼓励知识分子和名流学者在退休后回到自己的本土本乡，给他们宅基地和安家费用？他们的存在类似古代的乡贤，对稳固乡村社会和建设乡村文化，一定有积极的作用。”

这草啊，春风一来，它又绿了

南方周末：你的新作《老生》里写了一百年，你觉得这一百年来中国乡村失去的东西是什么？

贾平凹：过去的乡村，除了行政领导以外，它有一个宗族维系的办法，有族长或者德高望重的人在这个大家庭里起作用。也有宗教方面的维系。每个村基本上都有一些庙宇。还有就是孔孟的教育。哪怕政府改朝换代了，这个乡村自己有一套运转的东西，一直传下来。

现在对乡村的领导维系，在行政、法律之外，更多是金钱这条线来拉扯。原来的东西没有了，所以就发生了这样那样一些怪事情。现在我到我老家一些地方，一条沟一条沟，基本上没有人了，大家都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想法肯定是好的，一些措施也是好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人，谁来建设？

南方周末：宗族、宗教，过去对乡村社会的作用具体是什么？

贾平凹：我小的时候，村里俩人打架了，有族长给评理。实在评不上理，会跪在庙里对着神发咒。现在农村人特别稀少，也没人评理，当然也不信神了，没有那些庙了。找乡政府，找派出所，做得好的话还可以，如果做得不好，就把事情压下来，回去形成很多积怨，然后就上访。几十年下来，矛盾越来越多，最后可能发生恶性事件。我了解过好多妇女，由于家庭暴力或者各种原因，走投无路，最后出了事才有人知道。

宗教就是保持每个人心里的一个界限。没有宗教，大家就没有恐惧了，做事情都是使强用狠。

南方周末：你是1950年代出生的，你小的时候，宗族、宗教的东西乡村里还有？

贾平凹：都有，我小时候这叫老者，就是德高望重的乡贤、乡绅。生产队、党支部没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还得请这些老人来处理。我村有几座庙，有关公庙，娘娘庙，还有土地庙，马王庙，牛王庙。谁要做了亏心事，就把你拉到庙里去对着神发个誓，他就不敢了。

社会的维系，是有秩序的。有茶杯，必然就有茶碗，有茶碗必然就有茶座，有茶座必然就有茶凳子，这是一套秩序。现在有些配不上套了，这百年以来，战乱、灾难、运动太多，今天消亡一个环节，明天消亡一个环节，慢慢都消亡完了。

南方周末：过去地主对乡村秩序的影响是挺大的。

贾平凹：大的地主我没见过，我们那的地主，我见过。富裕地方有富裕的地主，贫穷地方有贫穷地主，我那比较贫穷，地主都是省吃俭用的，有些钱就买地去了，土改把你划成地主了。

但是改革开放后，发财的人，不少是以前成分不好的人的后代。实际上它一个是机遇。一个是他重视文化，思维比较开放，有这机会又复活了。这草啊，春风一来，它又绿了。当年那些贫困的人，很多现在还是贫困的，因为他老不注重文化教育，几十年以后又恢复到这样。

我有一个内线

南方周末：《老生》里你还写到土改。你是自己有印象，还是通过调查获知的？

贾平凹：我是1952年生的，土改那几年。我那家族当时22口人，我三伯父那时是乡政府干部。我一个朋友他哥，当时也是乡干部，专门到一个村子搞土改，他（后来）给我讲了很多东西。土改基本上是我听来的。当时是地主要凭看，富农凭算的，算你这一年有多少长工多少短工，到一定程度，就是富农；地主是看你有多少地。

南方周末：政权对乡村的管理，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贾平凹：我见过好多农民，说天底下种地的从来没有说不交税的，现在让你不交税了，而且还要给你钱，这对农民挺好的，国家要给你生活低保，给你医疗保障，让你的孩子上学……政府确实想了好多办法。但挡不住人到城市来。

现在有一个趋势，大都市的人到乡下来，乡下人要到城市去。一方面，有些城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一方面农村衰败，也没有人。

社会发展其实都是交织着前进，这一阶段恶的东西多一点，再过一个阶段，或许就好了。所以也不必悲观。

南方周末：你的《带灯》写一个乡村的综治办主任，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暖的，你怎样得到那样的现实材料？

贾平凹：我有一个内线，当时我认识一个乡干部专门搞这方面的，他每天跟我联系，到现在还是。每天乡政府做什么我都知道——发什么文件，哪天县上谁来，今天他学什么，每天都跟我发短信。他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原来对乡政府怎么个维稳法，咱们说不来。那样一看，确实累。我去过他那两三次，那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上访的那些人里面，成分也特别复杂。有些确实是冤枉的，导致各种政策落不实，或者没人管，或者上一届的事情在这一届积攒下来。但还有一些是人心问题，偏执、胡搅蛮缠的人，有些是想挣些钱，事情弄到那，他不得下来了，各种原因。

一会收烟，一会征兵，一会领导来检查，要求每个人发现领导来检查，必须及时汇报，必须要在村里布置多少东西，墙上要写什么东西，有意思得很。

南方周末：你写农村，每部作品都非常不同，是否出于整体作品结构的意识？

贾平凹：你总得变化。这个名利场，淘汰得特别残酷。和我一块写的人，大部分都不写了。原来和你同辈的人在那比着跑，后面更年轻的上来。这伙人年龄小，接受的新东西多，逼着你也接受新东西。提高那么一点点都很费劲，但是你都要尽量提高那一点点，都要变化。

南方周末：新作品写什么？

贾平凹：我最近了解农村拐卖妇女的情况。为什么拐卖妇女？如果没有买妇女的，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拐卖妇女的产业链。

大量的偏僻农村，年轻人有本事的都走了，太穷的、智力不行的、身体有病的，留下了。但是所有女的都走了。这些男的还要生活，要繁衍后代，只好想办法买媳妇。大家都很气愤，坚决要把拐卖的人解救回来。但那些地方的那些人可能永远娶不上媳妇，现在不关心那些人，这也是个（社会）问题。

我最近在写一个作品，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有一个女的被解救了，但生的孩子留在那。这女的回来以后，大家都知道你被拐卖了，都知道你在那给人家生了个娃，不好找对象。家里把她嫁到更远的地方，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希望她能过幸福生活。但是这个女的很痛苦，虽然和父母团聚了，那边又和她儿子分离了；这边叫你回去能结婚，那边那个男的就没有妻子了。她考虑再三，又回去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