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首先要扶权利之贫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就扶贫工作进展和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等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在会上介绍，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中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仅剩6年时间要实现全部脱贫，这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

贫困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在人类应对贫困的过程中，中国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实践；短短30余年让近7亿人快速摆脱贫困；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大部分来自中国……如是种种构成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经验。

然而另一组数据也无法被忽略。洪天云披露“中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如果觉得这样的表述还略嫌抽象，那么媒体报道的一些贫困地区的现状则让人没法平静，人们很难想象，时至今日，不少贫困家庭唯一的“电器”居然就是一盏电灯。

减贫的成就非常显著，但对照“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减贫的任务可以说依然艰巨。正如洪天云所言，“如果到了2020年还有大面积的贫困地区，老百姓的水、电、路、讯、房等基本条件都没有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都没解决好，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和条件都不具备，那全面小康就是不完整的”。

中国减贫难在何处？缘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要改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又非朝夕可以奏功；还因为脱贫有一种边际递减的效应，往往越往后，那些多年减贫未能见效的区域和人口越难以脱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未来每月减贫100万、每年减贫1170万，力争在6年时间里成功减贫7017万，是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困难当然是有的，就像洪天云坦陈的一样，“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繁重艰巨”，但也并不是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成功的希望首先在于找到正确的路径。

在中国的减贫工作中，无论是扶贫资源的动员和调用，还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色彩十分鲜明。毫无疑问，未来中国减贫还将依赖这一经验。然而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办，随着市场的培育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是否应该特别借重社会的力量，是未来中国减贫事业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未来中国减贫，也许还需要将“权利”和“效率”这两个词优先凸显。近日曝光的广西马山县“3000多名扶贫对象是‘富人’、2014年近9%的脱贫人数属虚报”事件充分说明，对那些等待政府救济的真正穷人来说，贫困不仅仅指创收能力的低下，也许还包括权利的虚弱。而如果承认政府在减贫中地位举足轻重，那么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减贫的效率与政府运转的效率高度相关。

从“权利”和“效率”两个角度审视减贫，是经济学家们热衷的工作。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关注权利的贫困，按照他的界定，贫困的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而刚刚因“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则认为，减贫的问题应该从政治机构的本质和服务质量中找寻答案，在他看来，卓有成效的减贫需要可靠的政府治理、法治、有效的税收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公众信心。

中国减贫经验多多，实践证明仍然有效的需要进一步坚持，与此同时从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吸取灵感，对那些未必合乎时宜的扶贫模式进行适度革新也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