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中的“底线”

这几天，有网友爆料，称在上海地铁8号线上，一名戴眼镜男子在车厢内随地吐痰，在被乘客指责后，不但不知悔改，还不断用污言秽语辱骂其他乘客，并不顾及坐在他身边的老人和小孩。该男子的言行激起众怒，最终被一名壮汉出手教训。在网络自媒体比较兴盛的当下，这一貌似事关个人卫生习惯的吐痰“小题”，也就“大作”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引发了网民的大讨论。

其实，有关“请勿随地吐痰”的警语，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其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国父孙中山先生，这是有据可查的。在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教授费约翰的《唤醒中国》一书中，就提到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一次关于民族主义的公开讲演中，特意中断演讲，劝告听众不要在公共场合吐痰、打嗝，要求大家实践一种新的个人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提供一种理想“国民”的形式。

费约翰在书中说道，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与退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不注意修身，这不仅指伦理道德，还涉及到卫生和个人礼节。费约翰还注意到，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历史与近代中西交往的历史一样长（其实这个表述可能不准确，这只能说是西方人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历史时段而已）。1793年，英国向北京的清王朝派出了由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虽因乾隆帝以天朝上国的心态，要求英国使节行跪拜礼而失败。不过，马戛尔尼还是记录下了他对中国人的观感：“他们很少使用口袋里的手帕，而是毫无顾忌地在房间里吐痰，用手指擤鼻涕，然后抹在袖子上，或者抹在旁边的什么东西上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今天方兴未艾的清廷宫廷剧里，在那光鲜的金碧辉煌的朝堂上，大臣要上奏前先清清嗓子，随地吐一口痰之后，开始讨论国计民生，该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孙中山先生颇因这些所谓的“小节”为中国人难为情，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他还专门谈到外国人对中国餐桌礼仪的反应。他讲到一个发生在国外大酒店里的故事，说大家正吃饭吃的热闹，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致使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于是店主毫不客气地把中国人逐出店外，并且从此以后再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面对这些国人不以为意的“小节”，孙中山先生认为，每个个人都应在修身方面下功夫，因为一种新的个人自制风格，将能很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的自制能力。他提醒国人，应该注意外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费约翰对此评论说，孙中山先生对于中国人随地吐痰、打嗝和个人修养方面的观察并非琐碎之举，而是显示了他重塑中国人、重建国家的决心。

今天的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仍然不免心生感触。中国人向来不大注意这些事，以为此乃小节，属于个人的私生活，别人管不着。这些行为如果发生在居家场所，别人自然无权也无法干涉，然而这些所谓个人行为，如果发生在公共场合，足以引起周围人身心的恶感和不适，就演变成了一个公德问题，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与孙中山先生生活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在公共场所活动的机会要多出不知凡几，公司、学校、会议室、电影院、公交车、地铁、飞机等等，假如在与其他人共用的生活场域中，我们在某些小节上依然地那么恣意，肯定会遭到众人的白眼和非议。我们虽不必将此问题上升到如孙中山先生那样“唤醒国民”、“重塑国人”、“重建国家”的高度，但它毕竟与人类生活的文明相关，最起码和人们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相关。这也就是上海地铁上眼镜男的吐痰行为被人指责的原因吧。公共生活中的“底线”，在于对自己行为的自律，在于行为时的无害于人，它既体现个人的自尊与自信，也理应成为一种公共生活的“常识”。

在上海地铁男子吐痰“事件”中，或许这只是他不拘小节的无意之举，但在被人指出后，即便不习惯道歉，或者佯装没听见都还算正常，而他偏偏骂得那么理直气壮，且污言秽语已经到了不堪入耳的地步。于是才有了壮汉用拳头的暴力制止了该男子的“语言暴力”。而在“壮汉”出手之前一直“隐身”的几个人却站出来说：“不管怎么说，打人是不对的”。在视频曝光后，又有评论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讨论相关的“底线”问题，“无论如何，以暴制暴是不可以的，我们的社会要守住我们的底线”。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确实应该形成一种公共生活的“底线”：首先是对个人行为的自律及行为时的无害于人；当遇到不平时，要敢于声援，指责吐痰男的乘客和出手的“壮汉”都属于此，因为“恶人横行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的沉默”，社会需要听到正义的声音；我们反对暴力，崇尚安宁与秩序，但当暴力成为恢复安宁与秩序的必要手段时，适度的暴力也是可取的，那些反对以暴制暴的道德君子，如果拿不出制止吐痰男的咒骂的有效手段，就请闭嘴，因为连战争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更何况是有效制止语言暴力的拳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