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污名化“女权行动派”

在9月27日习近平主席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庆贺北京世妇会20周年之际，在全世界各国领导人为促进世界妇女事业与发展做了切实承诺之际，在10月13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召开“纪念北京世妇会20周年深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大会”之际，关注社会思想动态、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媒体，一定也很关注近20年推进女性与社会进步事业的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动态，一定也想知道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在哪里？她们做了一些什么事？她们是些什么人？

也许在媒体正想了解近三十年为推动女性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权主义时，署名“白信”和“吴强”的人，捷足先登，通过“澎湃新闻”和“腾讯·大家”，一再污名化中国女权主义骨干——“青年女权行动派”，给女权主义造成极坏的影响，让人遗憾。为以正视听，我想和大家谈谈我所知道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

在上世纪初，女权主义就已传播至中国，最积极的传播者是马君武，但后来对女权主义的介绍与了解中断了。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才又开始接触到女权主义思想。那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社科院和北大的几位女性学者，她们才又把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然后，在全国的几所高校，有几位有志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教授，在自己的学校开设女性学课程，后来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妇女研究所等等，与在国外读书与研究的学者里应外合一起着手建设大学的女性学学科，这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的工作。那时将女权主义叫女性主义，是策略的叫法，怕人们一时接受不了女权的说法。那时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译介西方女权主义的著述，将女权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

在高校建设女性学学科的过程中，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学者产生，大多为高校女教师。她们开始著述发表，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做研究，培养学生，第一批学生产生。与此同时，第一批通过自我阅读，受女权主义理论启蒙的女权主义者产生，并从校园、研究机构扩散到更多地方如媒体——报社、出版社等等。最早的第一批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女教授，将接力棒传给第二代女权主义者，现在活跃在女权运动与事业中的中坚力量，正是这批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的人。

随着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并不了解女权主义理论与流派全貌的媒体人，出于记者寻找新闻热点的动机，有选择性地传播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一些过激行为，什么烧乳罩啊，裸体上身抗议啊等等，给并不了解女权主义的国人留下了负面的印象，对女权主义产生了恐惧与拒绝心理，至今许多国人对女权主义的了解也多停留在这一层面，认为女权主义者是些容易采取过激行为的反叛女性，所以反感与敬而远之者多，警惕者多。最初媒体对女权主义传播的流毒播散至今，甚至成为今日国人对女权主义印象的唯一佐证，对女权主义先入为主的这种刻板印象当初的媒体难辞其咎，后来媒体也没有过多纠正，以至现在国人对女权主义的认识也是云山雾罩，完全不明真相。现在情况略有好转，也好不到哪里。其实在西方，女权主义激进派也只是一个流派，而且也多不被其他流派所接受。在西方，女权主义各派的争论很激烈，在中国没有形成不同流派，但有侧重各不相同的女权主张。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的女权主义者通过十年的自启蒙到九十年代已零零星星有了一些，但多在学院，多为知识女性。转折点在1995年的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让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不仅耳闻而且目睹了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者与她们的思想及她们谈论的问题、关注的议题、采取的方式、提出的口号。这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那些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不仅开了眼界，而且树立了信心，坚定了自己的追求方向。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女权主义的事业，但仍是在小范围内。中国女权主义不能迅速传播的原因还是在于高校开设的女权主义课程太少，媒体正面的传播不够，也没有外部的环境，更没有社会的支持系统。到1995年中国的思想界也还不成熟，更何况一直边缘化的女权主义！？当时的女权主义在中国不被人所知，除了本专业外，很少人了解女权主义。

但北京第四次世妇会后，作为现在的女权主义中坚力量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将女权主义从学院带向社会、介入社会，即使是学院派也将女权主义的理论引入自己具体的社会问题的实际研究，运用女权主义思想的研究范围在扩展，几乎扩至所有学科，也正是在这个时侯，各个学科都有了女权主义者，但仍是个别人，最早觉醒者永远是个别人，社会的先进者。

而那些最坚定的分子，也即现在女权主义运动的骨干们，比起上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她们的工作更主动、积极、多样，采取各种方式普及女权主义知识：学习小组、培训组织、研讨会、热线，介绍外国的女权主义者来讲座、举办活动，不失时机地参与社会热点的讨论，当社会上出现侵害女性权益的事件时，她们跟进、推动、争取，一直以积极、主动、昂扬的姿态推进着女权主义的事业。但这时社会上仍少有人知道她们，仍是圈子里的活动，人数虽有扩大，仍很有限，但工作范围的扩大与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将女权主义思想运用于思想研究、问题研究、辨析传统思想，到开始介入社会事件，这是另一个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起自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以及后来冯媛、吕频她们介入的许多侵害女性的社会事件的积极推进，从此女权主义走向社会，女权主义开始和社会照面，并进行积极的法律法规建设提倡。

从黄静案、邓玉娇案一路下来，社会上爆出的所有侵害女性的事件，比如海南小学校长带小学女生开房等事件，都有女权主义者的积极介入。女权主义者都站出来呼吁、呐喊，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以支持这些受害的弱势的女性，为她们主持公道，赢得权益，帮助她们疗伤，通过媒体宣传造势并以期在国家、法律层面建立相应的法规与法律保护她们。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举牌抗议与“行为艺术”（通过行为艺术，形象地让大家知道女性所受的伤害并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与支持）引入。援助受侵害的女性是近十年女权主义一直跟进的工作，往往是各路人马包括学者、律师、媒体人、维权人士、年轻大学生通力合作。这些年对女性构成侵害的暴力、家暴、性侵、性骚扰，女权主义者通过行为艺术、讨论会、报纸著文、媒体报道、研究报告、国外借鉴种种方式介入。但社会上并不了解这些人及她们的工作，我在小范围内做过问卷调查，就连生活在北京的男性知识分子也不知道女权主义者做了什么，但大家都知道女权五姐妹的落难，且给予赞赏。

女权主义的变化、起色、改观应该起于几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的抉择，她们深感体制内做事的局限，于是抛却已经拥有或正要得到的资本，毅然决然地使自己变成自由身，而专注于女权主义的工作与事业，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也就是从她们脱离体制始，女权主义增加了行动力，议题性，开始营造自己有声有色的阵地，加重行动力。从这时开始，女权主义由宣传走向行动。用其中一位骨干的话来说：（主观上）不和体制玩了，也不求于男人和任何人，由此独立女权主义产生，所以当白信文章说：“（青年女权行动派）与其高度实用主义对男权资源的利用”时，简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另一位骨干则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事实上，这时的女权主义是独立的、开放的、包容的、团结的、行动的、多样化的、有声有色的。

女权主义走向行动，但不仅仅是行动。为了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吕频她们于2009年创办了女声电子报，通过《女声》这份电子报纸评析与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相关的时事新闻，追踪和回应大众媒体对妇女与性别议题的报道，报道民间妇女组织的行动，译介国际妇女运动资讯，特别以丰富资讯、独家观点和批判性的社会视域见长，是中国社会性别与女权主义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替代性媒体。2011年在新浪微博《女声》更名为《女权之声》，定位为“女权立场，公民视域，行动取向”。同时通过2011年7月创办的民间活动中心“一元公社”举办各种议题的讲座、讨论、研讨、事件分析、倡议、读书、培训，为了女权主义的事业，她们数人常常要工作到临晨。

每次在民间活动中心“一元公社”（2011年7月创办）的活动都是网上公开信息，欢迎各种人等参加，也欢迎完全不懂女权主义为何物的不分男女老幼参加，希望所有人接触、了解、探讨女权议题，广泛影响社会人士，特别是年轻人士，不设任何限制，欢迎一切关心女性议题、女性权益的人来来往往。

许多年轻人（以女性为多，以女大学生为主）在“一元公社”举办的各种女权主义活动中受到启蒙并发生改变，这就是“青年女权主义行动派”进入女权主义的开始，时间大约是2011年。她们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对自身前途和目前的中国社会深感茫然，她们对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不公与伤害耳闻目睹，但不知道怎么抗议，是女权主义思想使她们坚定、自信并找到武器起而反抗，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决心让性别歧视与伤害在她们这代人身上结束，这就是她们这代人与上代和上上代女性的不同。她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开放宽容的时代，束缚较少，迈步较快；她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生存空间更大，她们可以不进入体制；她们所了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更多元，观念更新，她们可以选择她们愿意接受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从事一份公益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为她人与社会服务，而非为自己赚钱买房、买车，过优裕的生活，这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义无反顾去做，她们既要冒风险，又要付出，最终可能还不为人所知，更可能的是老无所养，所以对她们应该持有尊敬、保护、包容的态度。

现在她们成了女权主义的骨干，成了女权主义最显现的部分，代表着女权主义的方向，那些认同她们的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站在她们周围与身后，她们就是上一代女权主义者精神的孩子，她们成了新时代女权主义的接力者。       

“青年女权行动派”是一股新生的、积极的、进步的力量，她们的工作极具成效。她们所做的反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也赢得了官司，劳动部已明确指出以后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不得使用具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反对高考录取分数有意提高女性分数的议题，教育部也有了正面的回应。反对家庭暴力，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积极推动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其效也大。反对性侵幼女与性骚扰，也引起大众的注意。针对女厕不能满足女性需求的“占领男厕所”行动，有些城市建委已经做出调整规定，以后要增加女性厕位……她们所做的一件件一桩桩事情，都是致力于争取女性权益，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新生力量，她们的承担精神，她们对社会负起的责任，她们的勇敢行为，应该成为社会的楷模，成为男性学习的榜样，因为有太多的男性没有负起社会的责任。但白信却无视她们对社会的贡献，吹毛求疵说什么：“她们以女权至上为唯一原则”，女权也是公民权之一，她们以争取女性权益为工作重心有什么不可？

白信在《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如此接近“行为艺术”》一文中诋毁她们：杯水主义、伙伴暴力、价值观混乱、功利、漠视基本伦理、利用男权资源、反伦理、反社会。又在“教养、阶级和自我规训”一文中诋毁她们：“反抗男权——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过程中，将反抗无限扩大至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如诚实、忠诚和自由生育及抚养后代等”。 这是近二十年来，对女权主义者最恶毒的一次攻击、诬陷、污名化，极有可能误导了不明真相的国人。

因此需要特别强调与指明的是：以“青年女权行动派”为骨干的女权主义只反男权制度、男权思想观念和恶政，从不反这之外的其他，更不反男性，且非常包容，绝非像代表男权思想观念的白信这般传统与狭隘。白信的胡言乱语既不符合事实与实际，也不符合逻辑与常识。一个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正义、自由以实现社会之文明的人，一个有担当、道义、勇气与责任感、使命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不诚实、不诚信如无赖流氓一样的人，这是不符合逻辑推理的。

白信知道诬陷她们反伦理、反社会、不诚实最具杀伤力，最能引起社会的不满。在中国社会信仰道德重建的今日，这是人们最反感的事情。在社会不了解女权主义者的情况下，在原来对女权主义的负面印象与误解还没有消除的当今，白信这样高调站出来诬陷女权主义者，其结果只能造成对女权主义的伤害，毁坏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是可忍，孰不可忍。

白信或者会说，我说的仅仅是“青年女权行动派”，没有说其他女权主义者，知道你是柿子捡软的捏，但是你应该了解（要么你就是根本不了解女权主义阵营，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里胡说），“青年女权行动派”的行动是女权行动与女权运动的组成部分，她们身后与周围站着许多或参与或组织或支持或欣赏的女权主义者们，你诋毁“青年女权行动派”就等于诋毁女权主义者，就等于诋毁中国女权主义事业，这种行径是非常卑劣与无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