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是记录大时代的最好方式

非虚构写作尽管不与文学性相冲突，但达到二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偏重于当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观式的记录在更多时候显得过于冷静。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对于那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而言，非虚构写作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记录方式。

“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里的一段话，仿佛沉重的政治隐喻。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独立记者。昨晚，当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结果后，有人在朋友圈里说了一句“这是非虚构写作的胜利”。

如果面对的是纷杂政治，那么非虚构写作并非一种讨好的写作方式。记录二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她，自然不见容于白俄罗斯政府。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尽管不与文学性相冲突，但达到二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偏重于当事人口述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超人一等的高明，旁观式的记录在更多时候显得过于冷静。

但对于那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而言，非虚构写作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记录方式。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中，我所读过的两本都直指大时代的暗面，一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一是记录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

相对出名的前者记录了历史上最惨痛的核悲剧。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发生爆炸，区域内的白俄罗斯人遭遇了灾难。许多人当场死亡，大片土地被污染，幸存者被迫放弃家产撤离，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泄漏核燃料的高辐射而患上各种疾病。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书中采访了一位儿科医生，他这样说道：“我是一个儿科医师。孩子们有不同的观点。举例来说，他们不认为癌症等于死亡——他们还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对身上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例如诊断结果，服用的药品，手术的名称。他们懂的比他们的母亲还多。他们过世的时候，脸上有着惊讶的表情。他们就这样带着诧异的表情离开人世。”

阿列克谢耶维奇还采访了历史学家、科学家、当时的官员、救援人员的家人、摄影师、被迫撤离的民众……除了恐惧，还有爱与坚忍。

但如果仅仅是救灾与大爱，《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还不足以被称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将切尔诺贝利视为政治隐喻，将灾难归结为人祸，才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三年心血的真正价值所在。

比如民众的知情权，便是作者探寻的一个角度。在书中，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的前总工程师说：“为什么我们在明知所有事情的情况下要继续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跑到广场上，大声地说出事情的真相？我们把报告订成册，我们将所有解释性的注释汇编在一起。但是，我们始终保持沉默，毫无疑义且不加任何评论地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因为我们要遵守纪律。”

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影响极为深远，一直蔓延到数年后的巨变。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我们需要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录，因为时代的阴暗永远不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