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依旧是弱者的策略选择

胡适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这句话，并且声明这句话出自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历史学老师G eorge Lincoln Burr。1959年3月，胡适专门写成《容忍与自由》一文，阐发他“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想法。该文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上发表。

殷海光看到该文后，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写了一篇《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发表在下一期的《自由中国》上。殷海光实际上很不以胡适的文章为然，认为胡适关于“容忍与自由”的说法是胡说。殷海光认为，“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从历史上看，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因此，殷海光认为，容忍应该是(或者说主要是)有权势的人应该具备的自我训练。他希望胡适如果提倡容忍的话，应当多多向有权势的统治者说法。(参见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载张斌峰编：《殷海光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19页)

可以说，殷海光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容忍到底是有权势人的事，还是无权无势的人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殷海光的答案很明确：容忍是有权势的人应当具备的自我训练。

胡适的答案则含糊不清。在《自由中国》杂志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作了一次演讲，对殷海光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不过，他的回应多少有点文不对题，大谈拿笔杆子的人、主持言论的人也是有权势的人，而没有明确回答：容忍究竟是有权势的人的事，还是无权无势的人的事？

其实，对于殷海光提出的问题，胡适的老师G eorgeLincoln Burr是有答案的。只是胡适似乎忘记了。

我们来看胡适1938年4月24日日记的记载：“去看Prof.G eorge Lincoln B urr，谈了半点钟。此老今年八十，有心脏【病】，尚努力工作不倦，可佩服之至！他谈他多年收集材料，预备修改D r.A ndrewD .W hite的W arfare betw een Science&T heology一书，至今不得少年人担负此事。他谈，他自己所注意不在w arfare而在toleration，他以为历史上toleration比rebellion更重要。此论亦有理。”(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32页。)

根据胡适的这则日记，B urr先生的观点其实是：tolera-tion比rebellion更重要，而不是胡适安在他头上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何谓rebellion？rebellion就是造反、叛乱、反抗。什么人造反、叛乱、反抗？当然是弱者，是无权无势的人。所以，我推测，Burr先生的观点是这样的：对于弱者来说，有时候其实也需要容忍；有时候，容忍比造反更可取，更有效，更重要。因而，对于殷海光提出的问题，Burr先生的答案就截然相反：容忍是无权无势人的事情，不是有权势人的事。

Burr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大概掌握有足够的例证来证实他“toleration比rebellion更重要”的观点。可惜我没有读过他的著作。

不过，我有现成的例子证实他的观点。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雷震案。事情经过无需详述。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自由中国》杂志和雷震组织新党的活动明显持打压的态度；而雷震作为弱势的一方，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rebellion，造反和对抗；其二就是toleration，对当局暂时采取容忍的态度，以便从长计议。雷震的选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种选择的结局我们也都知道了。只是，不知道对于比较激进的雷震、殷海光等人来说，他们是否会认为，其实还有第二个选择；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承认：第二个选择可能比第一个选择更优？

当时的胡适显然是倾向于第二个选择的。

耿云志先生明确指出：胡适之所以在1959年两度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并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是要作为弱者的雷震等人容忍当权者的施为，避免与当局激烈冲突。(参见耿云志：《也谈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6期)只是，言者谆谆，雷震等人却没有听出胡适的言外之意；也有可能他们听出了，但很不以为然。如此说来，对于殷海光提出的问题，胡适其实是有答案的。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明确说出。

我在这里说：容忍其实是无权无势人的策略选择问题，而主要的还不是有权势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很多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心生反感。不过，没有办法，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