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语言生出故事花

　　从1986年赵玫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开始，30年的岁月从她的笔下悄然流过。前不久，她耗时5年而成的“五叶丛书”结集出版。《矮墙上的艳阳》《八月末》《六宫粉黛》《铜雀春深》《莫奈的池塘》，仅这些书名，就让人看到了细腻、缠绵、哀婉与惆怅，透着一股强烈的吸附力，肆意挑逗着你的某种情绪。

　　赵玫是一个“让语言生出故事”的作家。她的语言，有着属于她的节奏、语感和腔调。她在不断的变幻中，几乎榨尽了语言所有的内在营养，她将小说里的叙事谋略，也力争完全隐藏在她“绚烂”的语言之中。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作品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他们中间一定是有着某种亲和的东西。或者是一种气质的相近，或者是一种精神的相通，或者是某种处境的相似，或者干脆是一种语言方式的接近。”这是赵玫的话，也是喜爱赵玫的读者的真心话。

　　她的题材，她的故事，她的人物，她的表达，无不透露着一种忧伤而高贵的气质，而那种气质，是出自一个文学女性的精神与灵魂。

　　作家不能只有一副面孔“关于写作，我总希望它是有变化的。一个作家，如果总是雷同的，雷同别人或雷同自己，就不会有所发展。从开始写作，我就永远在变化。变化，对我而言，哪怕是失败的，都非常重要。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永远将自己处于一种颠覆的状态，我觉得创造性对写作乃至整个人生来说都是最最重要的。”

　　新金融：可以说你是国内较早以女性意识写作的作家，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赵玫：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我只是觉得我是个女人，可能对女人更了解，所以我总是更多地去写女人的故事。

　　变化大概发生在20年前，我应邀赴美参加一个为期40天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所进行的两个专题，一个是文学，一个就是关于女性的问题。那段时间里，我见了很多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其中也有一些作家，她们特别关心女性的生活生存状态。而在当时的中国，关于女性的东西基本是被束之高阁的。回来以后，恰逢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怀柔召开，我也作为天津市妇联NGO论坛的代表参加了那个盛会。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我平时看了很多杜拉斯、伍尔芙、波伏娃女权方面的书，从此我便渐渐对女性写作有了明确的意识，甚至觉得这是我作为女性作家的一种责任。

　　紧接着我又应张艺谋的邀请，与苏童、北村等几位作家创作小说《武则天》。当时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变化，所以就按约完成了《武则天》，后来又有了《上官婉儿》和《高阳公主》，形成了“唐宫女性三部曲”，就自然而然地被人贴上了某种女权或者女性主义的标签。如果说我有女权主义，那我也是很温和的女权主义者。虽然文字当中会有女权的观念，但我的小说并不是特别尖锐，我并没有刻意地去写女权主义。

　　关注女性的内心和灵魂，是因为在与男人纠葛的关系中，我对女性的存在有一种很深刻的悲伤，而且在生活当中，女性是比男性更苦痛的。

　　新金融：回顾你的文学创作道路，哪些时期的经历显得格外重要？

　　赵玫：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我写第一部小说《河东寨》时，我就被认为是“先锋派”作家，我不会写那种传统的、古老的小说，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爱外国文学，也感恩中国有一批杰出的翻译家把优秀的外国作品带到国内。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学是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就好像是给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输送了极大的营养，有种说法是：“在每一个新时期重要作家的背后都有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子。”有人喜欢昆德拉，有人钟爱马尔克斯，我喜欢福克纳、杜拉斯、伍尔芙。

　　但“先锋派”小说写多了，也会感到瓶颈，恰好就遇上了写作《武则天》的契机，让我有了不一样的施展空间。从1994年开始，我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100万字的“唐宫女性三部曲”，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新金融：16岁开始，有8年的时间你在工厂工作，那段时间对你的小说创作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赵玫：前两年是在钢厂氧气站，后面6年进了宣传科。说起来非常奇怪，那段时间对我小说创作基本没带来什么感觉，好像与我的创作隔绝了一样，我可能只有一篇小说是跟那段时期有关的。

　　“文革”期间，父母受难，十一二岁的我被送回河北农村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我的奶奶是基督徒，她常常对我

　　新金融记者 李香玉

　　作者：李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