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智慧

原标题：略谈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基本内容，在实践过程中重视天理、国法、人情的融合，使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极具司法智慧。

　　以法辅德：用公开的成文法弥补道德要求的漏洞

　　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司法文明的发展，而司法制度化是体现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其始终停留在抽象层面，必须依据教化和个人品德方可实现，在司法实践中的道德要求并不足以有效惩罚犯罪，甚至不具备执行力，并不足以能对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带来本质上的进步。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将改革成果公布于众，随之晋国赵鞅“铸刑鼎”、郑国邓析“造竹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布成文法运动，这种将“锥刀之末”的事付之于众的行为，仿佛平静湖面上的一颗石子，激荡的波纹遍及社会各阶层。纵然遭遇旧贵族的强烈抵抗，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开颁布依然打破了旧贵族“临事制刑”和“不为刑辟”的传统。

　　司法制度的成文化和法典化，使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步入新的阶段，甚至在人类司法文明中都处于前列。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就有《尚书》《周礼》对司法制度作出规定，成为司法文化的渊源。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开始法典化，其代表当属李悝所著《法经》。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法经》共有《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战国初期魏国为推行魏文侯新政而作，其中《囚》《捕》《具》三篇均涉及当时司法制度，是对当时犯罪人员的关押刑期以及处刑的规定。

　　及至汉代，《九章律》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增设《户》《兴》《厩》三篇，成为汉律体系的主干，甚至为后代王朝所沿用。汉以后各朝代都制定本朝的主流律法以惩治犯罪，如唐朝的《唐律疏议》、宋朝的《宋刑统》、明朝《大明律》和《大明令》以及明《会典》、清朝《大清律例》和清《会典》等。中国法律制度的法典化，使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处于稳固状态，虽然朝代更迭不断，但司法制度仍然秉承前朝之鉴，使整个法律体系一脉相承，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

　　以德助法：用道德填补法律规制的不足

　　司法制度的建设离不开司法精神的指导，而在中国情理社会的土壤下，司法文化必然离不开“人情”。在传统中国，天理、国法、人情是一个整体，司法制度并不仅仅是一项制度，之所以是司法文化不可或缺的成分，其必然存之有理。在古代，既要尊重事实，又要符合礼法的司法裁判才是合理的判决。司法制度例如“亲亲相隐”“可矜”“留养承嗣”等规定，都是对传统礼制的继承和发扬，它将“引礼入法”“礼法合治”的宗旨应用到实践之中，将原本空洞不具备执行力和强制力的礼付诸形式。司法裁决主要是解决民众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司法文化的发展使其最终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正所谓“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民商事审判工作中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意情理法的交融平衡，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法律社会与法律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传统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司法与人的关系、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与时代主张的关系，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德法合治：道德和法律协同发力

　　中国传统法律的最大特色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对于司法官而言，法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强加给人的行动规范和样式，也不是一味控制人的行为来纯粹达成政治的目标，而是要在“导之以刑”与“齐之以礼”之间进行平衡，既能通过法的威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外在的社会政治秩序，又要能反映出个人内在的道德生活，并使人们在社会中以恰当的方式扮演各自的角色。中华法系一脉相承，司法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中，“德法合治”的理念在新时代司法实践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极具司法智慧，而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亦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必将指引着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行稳致远。（本文系2018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智库项目“德法合治的历史传统与时代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8 ZDZK 24】之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