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王蒙获奖，茅奖变身终身成就奖？

茅盾文学奖今日揭晓，王蒙、格非、苏童、金宇澄、李佩甫五位“熟脸”几无悬念地拿下最高奖项。这套平均年龄高达62岁的阵容，是否凸显了茅奖评委的保守倾向？曾经连续三届担任茅奖评委的著名学者陈晓明先生告诉我们，与诺奖类似，茅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终身成就奖，奖励的是作家在一个较大时间跨度内的贡献。对于年轻作家，陈老师的建议是“道路还长，还有机会”，对于不能二次获奖的作家，他笑称是对别的作家“雪中送炭”。

陈晓明的个人投票与茅奖最终结果完全一致，《江南三部曲》的乌托邦梦碎之旅，《这边风景》的多民族风情景观，《繁花》对于传统叙事的“陌生化”复活，《生命册》对于城乡对立窘境的书写，《黄雀记》的捆绑式命运暗喻，都在陈晓明栩栩如生的讲述与解读中，令我们一窥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整体风貌。

关于投票：不过分强调个人趣味

我个人投票跟最终的结果完全吻合。一开始其实这五部也是在逐渐讨论当中，才形成的，也很难说这个哪一部特别有把握。因为从252部投出80部，那个时候你完全不能够预计。当然一开始《江南三部曲》、《繁花》、《生命册》，这些得票都很高。252进80，它们票很高，那到最后是不是能够进得到5，谁都不能够预计，都一定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从我内心来说，我个人理解的这个茅奖，还是很靠近的。

评委之间会讨论，讨论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互相影响。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对文学的理解，而且大家都是资深的评委，或者说资深的文学研究者。你要完全很彻底地去影响另一个人，也很难，但是通过一些阐释，通过对话，通过沟通，我们会形成对某一部作品的逐渐更深刻的认识，就是经过讨论大家慢慢能够达成一种共识，就觉得对哪些作品的认识比较充分，应该要深入，这个情况是有的。

我参加了三届茅奖评审，从第七届、第八届到第九届。第七届评委的构成比较，我也很难表述，就是文学观念的差异比较大一点，大家对一些作品的分歧大一点。当然大家都还是一起讨论和沟通的。那么到了第八届评委的观点，包括作协层面本身对文学的看法，评委都比较好沟通，也都比较容易达成共识。那么这届我觉得，大家讨论尤其容易沟通，因为现在这个评奖是大评委制，就是60多位评委。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年文学本身的也比较定型，就是我们关于传统经典文学的规则和标准，哪一些大作家，哪一些作家在文学界的评价，他的地位，这些都已经很清晰了，所以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都比较容易沟通。要说口味的变化，应该说没有什么变化，茅奖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和规则，大家也不会过分去坚持个人的趣味和口味，因为评奖最后是要评出结果来，评出在社会有公信力一个结果，所以都不会过分强调自己趣味。

关于保守：茅奖相当于评终身成就奖

对于茅奖我的理解，我觉得茅奖它在很大程度上，或者有2/3的内涵，它是一个终身成就奖，作为一个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他取得的成就，他在这一时间跨度内，他有不错的作品，我觉得这样是对文学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恰当评价方式。所以有些年轻人可能写出一两部作品很精彩，但是他肯定还有机会，他们的文学道路还很长，我觉得像目前这样，应该说是大家达成共识一个结果。

茅奖现在也越来越有点像诺奖，诺贝尔完全是一个终身成就奖，就是他在那一年度有作品就行，就像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取得很大的成就，《百年孤独》是写于1967年的，他是1982年才获得奖，《百年孤独》之后，他就封笔了，封笔了这个因为他抗议军政府，17年以后他才写了《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也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肯定不是，但是就是为了向他表示尊敬，他在这个时间内有作品。但是茅奖肯定它还是强调作品本身，所以像过去获茅奖有的人写了一部作品，忽然之间一下就获奖，以后再也没写出作品的，此前也没什么像样的作品，那部作品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经过时间的考验，茅奖中可以说有相当多的作品，它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作家本身也经不起。所以这一次就提出就是好作家，好作品，所以这很重要，就是说你首先是个好作家，你有好作品，那么你偶尔写出一部作品，那么这个作品是不是经得起考验，这个还很难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作家都还是被公认的作家。

关于落选：二次拿奖不如雪中送炭

现在茅奖资源非常紧缺，这个说句实话，每年几千部的长篇小说，有的人写了一辈子，那么如果他获过一次奖，再获一次奖其实是锦上添花，张洁是在非常非常特殊的时期，然后当时的评奖规则说实话，也不像今天这么严明，那个时候，某一两个评委坚持，因为那个时候，终评委他人数少嘛，十几个人，某一个评委坚持，那么可能大家就让步了妥协了。那么在今天肯定不可能，今天你要说服60个评委，说他这部作品特别特别好，应该再次获奖，这个可能就很难了。你要再次获奖，有些评委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说除非你这一部作品，比252部作品的任何一部都高出一大截，也是他自己的创作中的最好的作品，那再一次获奖这是也有可能，但是60位评委要达到共识，这可能很难，那还不如雪中送炭，鼓励更多的作家。

关于长篇：文学的进步非常困难

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应该说上一届获奖的几位作家是50后的居多，像莫言、张炜、刘震云，他们都是很资深的作家，或者是成就很大的作家，就他们成就来说大家都很高，公认的，就是大作家大作品。那么本届就是旗鼓相当的比较多，有一些老资深的作家，那么资深的作家有名的作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最终没有进入前十，那么这也是评奖的很复杂的一种情况。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欣赏像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像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像这些作品是非常好的作品。那么最终他们没有进入前十，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从整体上来说，今天创作的一个变化，我感觉作家这种小说意识在加强。像获奖的苏童的《黄雀记》，他这个小说意识非常好，他通过一个捆绑来看到一个人的命运，看到这个保润自己的命运，如何面临命运的陷阱。

其实你看林白的《北去来辞》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把一个人的故事写成一个历史的故事，所以这个柳海虹和史道良，那么一方面是他们的家庭，另一方面史道良本身代表了一个革命中道路中坚守者落寞的一种形象，写得非常真实，没有那么夸张的背后有巨大历史去笼罩他，那么去塑造他，就写出他非常真切的一种体验，自我的生活，恰恰是这么一种书写把一个落寞者形象，把一个久远的革命谱系写了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当然我看了后来公布的投票，我也没投给她，考虑到我投也没有用。我自己只能选择五部，有的选择六部，有的选择七部。

另外没有进入十的你像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小说是非常棒的作品，他就通过这么一个弟弟的丢失和寻找弟弟，以及弟弟最终究竟找到没有，找到弟弟是谁，弟弟是病人还是我是病人，他写出中国土地流转丢失这么一种现实状况，这部小说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也是书写乡村中国小说中非常少见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对它高度评价，但是它没进入前十，也是个小小的遗憾。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其实文学的进步，它是非常非常困难，也是非常缓慢，它跟别的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文化种类，那么长篇小说尤其如此。所以你说过4年它就有很大的提升，这不太可能，所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天才是吧，那今天作为文学的天才的种类也很难，它也要经过很漫长时间的。那么现在少年成名这个一举如何，考中状元，在文学上的写作，尤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很难的，它是一个积累的，是一个反复的修炼磨砺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来看，我们文学它的变化，它可能是起伏不定的，甚至是波澜式的，曲线式的，而且我们可能都很难用一个前进的进步提高，来描述今后的文学的一种状况，它可能跟个人风格的出现，个人的独特性的出现，主要还是一种差异性跟独特性，来显示出他的一种意义。

那么你说现在一个人要如何的超出别人，高出一截，这种情况很难。比如像莫言和贾平凹确实他们也是各有千秋，在某方面莫言强大些，在某方面贾平凹也有他的独到之处，文学它是这么一种很个性，很强调差异，强调独特性的东西。

今后中国文学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跟世界文学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汲取世界文学的丰富经验，所以就中国文学来说，艺术方法还是比较单一，整个小说艺术还是比较趋同，比较类同，所以怎么和世界更加多样的文学进行对话，我觉得是它形成自己突破的一个方向。

关于格非：乌托邦、桃花源与现实困境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我觉得是一部非常结实、非常充分的作品，因为格非本身的艺术积累也非常的浑厚，从20几岁写下的作品艺术水准就非常高，像他当年的《迷舟》、《青黄》、《褐色鸟群》。这些作品在今天来看，都代表了中国中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平。他后来长篇小说也写过好多部，像《边缘》。有好长一段时间格非在大学教书，所以他也读书。他也读古书和西方的小说，所以他艺术积累是非常厚实。《江南三部曲》是他潜心构思好多年的作品，第一部是2004年出版。他实际上写作时候他就构思了三部曲，2007年第二部可能叫什么，第三部可能叫什么。他之所以说可能叫什么，是在出版的最后一刻，那个发行商可能都会建议他名字做什么调整，但是他2007年就是说第三部就是叫《春尽江南》。

所以我觉得他处理的主题是非常独特的，因为20世纪中国这个历史，有一种乌托邦的特点，就是怎么理解这样一个历史。格非并不是从一个大的历史性的角度去理解，就是某种集体的选择。而是在乌托邦的一个想象当中，重新来这个走进他自己的命运。我觉得他这个作品有一个连贯的主题，那就是通过这个角度，他把整个二十世纪透视下来。你从秀米，张季元，秀米的丈夫陆先生，她的父亲陆先生，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历史。到了《春尽江南》是谭端午和谭功达，所以其实是三代人的故事。但是他那些都保持一种乌托邦的一种冲动，那么但是他们一个一个最终都没有办法走进他们心中的桃花源，他们都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桃花源，或者说是一个精神自我超越的桃花源。但是其实在20世纪的历史中，在历史的变动当中，这些桃花源其实都破碎了，特别严重的是在90年代以后。像谭端午，他想建立一个超越精神的诗性世界，最后他想到中国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浪潮，在商品社会，在这么现实的过程当中，诗人如何从一个想象的、自我的世界落到一种现实中，最后没有办法摆脱现实的这种纠缠，陷入一系列生活的困境。那这样一个内心的乌托邦，和我们的历史，在个人的一个选择当中，它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同时又是如何这个走向破碎。

我觉得这个主题是非常独特的，格非就是这样，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在政治学也好，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讨论的比较多，但是在文学中要去做一个小说的主题去书写它，我觉得这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格非这个角度选的比较好，他不去做那种大规模的按历史的大事件去写。比如说大跃进也好，土改也好是吧，这些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的形式的东西。像《山河入梦》不是写那种集体的一种东西，而是反复去写谭功达内心的乌托邦的想象，那这种乌托邦的想象它经不起一种个人的情欲，个人认知。同时根本经不起生活本身的错位，所以那个姚佩佩变成一个逃犯，这本身就是他的一种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他面对的现实和自我的情感的一种困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书写是在一个反复追问，是一种个人的冲动，不可能现实化。或者在现实化中他总是遇到塌陷和奔溃，这个是他整个小说一种构思和叙述。

关于王蒙：独此一份的多民族风景

那么另外一部是王蒙先生的《这边风景》，《这边风景》让大家可能会讨论比较多。它是70年代作品，那么他写完了以后放下来，因为历史发生变化。经过很长时间，2013年才再版，其实是在他周围亲友劝说下他才再版的。因为亲友看了这个作品，觉得非常有特点，觉得拉开了历史距离之后，看他作品写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生动，非常形象。虽然里面写到阶级斗争，但这也是那个时代一种实情，王蒙没有有意的渲染和夸大，而是比较客观和真实的写出那个时代的生活。另一方面，他是中国文学中非常少数的几个写的多民族生活的作家。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我们汉语言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多少历史书写民族交融在一起的作品。我们不排斥少数民族的作品，比如说维语的作品，哈萨克语的作品，或者蒙语的作品。但是因为翻译过来的比较少，大多数汉族也不能读各种语言。那么从汉语的角度来说，王蒙写多民族在一起生活的作品就很有价值。

所以说王蒙非常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在新疆待了十六年，在当地伊犁就待了八年。他在生产队劳动，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和当地的文明打成一片的。他会维语也会哈萨克语，王蒙先生语言天分很高，所以他跟当地有很深的交流。他从一个汉族的作家的角度写得非常逼真，他写下多民族生活的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语言方式包括称谓，他们的交往方式，他们的节日，他们的禁忌。特别写了一群人物，不同民族的人物，好的坏的，正面的反面的都有，里面一群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写得特别醒目。写得非常鲜活，虽然说不能写爱情，那个年代他的作品很少写到爱情，王蒙的作品很少牵涉到爱情。但是他写这些女性生活上的情感，她们的交往，甚至她们吵架都写得非常生动，也是可见他文学笔法当时已经是非常成熟了。所以文革后王蒙是最早对文革有深度反思的作家，后面的作品就很快达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

关于金宇澄：旧式小说向当代文学的暗渡

《繁花》这部分作品一直是评价比较好，特别是在媒体中，他是可以说达成一种社会共识了。《繁花》接受的传统的叙事方法，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到金宇澄写书也是非常的从容，非常有特点。他接受了传统小说一些方法，也可以说接通了海上文脉一种风格，他主要写的新旧上海，老旧上海，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他把这么一种历史连接在一起，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命运，把它呈现出来。沪生、小毛这些人物都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上海人的生活状态、方式。但是我觉得他作品虽然说写生活中非常辛酸的一面，甚至有一些悲观的一面，但是他里面始终有一种人情温暖的东西写的好，特别上海人性格中的有那种包容性，有那种退让，我觉得这点也是写得很生动的。

我们今天所有人写作都是在传统沉积底下的写作，所有的写作也是在西方现代小说影响下的写作，也是在现代一百年中国行为传统底下的写作。所以要说原创，那这些作品肯定都得原创，你如果过分模仿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说到原创，《繁花》它主要是我们当代小说已经比较陌生的，逐渐淡忘的早期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比如说《海上花列传》。甚至某些张爱玲的传统，所以符合了老上海的文学传统。所以有时候这样一个原创性也是因为，我们对那种传统已经有点隔阂，有一点陌生。所以你说是原创也没错，但是他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沉积一种传统。

关于李佩甫：乡村生命与现代社会的脆裂

作为乡土叙事的卓有成就的实力派作家李佩甫，他的《生命册》书写乡村生命在现代社会的困窘与脆裂，厚实的生活根基，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的硬实，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不可低估的份量。小说内里隐含的主题依旧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这个主题虽然是个老主题，但也几乎是与现代性伴生的主题，李佩甫写得更有生命质感和痛感。小说在不同的部分讲述不同的人物的命运遭际，其中丢的故事、梁五方的故事、眼镜的故事和骆驼的故事显现出现代悲愁的不同形式。丢代表了乡村走进城市的困窘，乡村人在城市永远找不着生存的路径，丢也不会真正热爱城市，城市的魅惑如同他的初恋情人梅村一样，也渐渐失去了光彩。眼镜的故事则是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反写，但显得真实而有生活的硬实。

李佩甫可以把生命处在困窘中的屈辱和痛楚写得冷峻准确，唯其如此，才能有一种刻进骨子里的硬实，这是李佩甫小说笔法的独到之处。骆驼的故事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狂热景观，骆驼这样的乡村人在城市里也可以大显身手，在无序却有爆发力的时代裂变中，骆驼也一度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弄潮儿，但他终究一败塗地。李佩甫始终保持着一个乡村的心灵，对剧烈变动的现代性社会投去质疑与批判的目光。当然，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还有所不足，如果主要人物与情节贯穿始终，叙述与情节可以更具有内在的艺术张力。

关于苏童：一颗绳索捆绑的命运

苏童的小说一直以纯净优雅而得到读者喜爱，小说家中，苏童是少数几个明星作家，即他有固定的铁杆粉丝群，不同年龄层都有。苏童早年以先锋派名噪一时，年轻时写下《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蜚声文坛。当时青春年少，苏童却文笔圆熟老练，小说的语言典雅，气韵横生，令人惊叹。如今苏童也人到中年，对于如今的年轻读者来说，他也是大叔级的男神了。但苏童的小说却酷爱写年轻人的生活，尤其是他的枫杨树乡或他的香椿街。

此番获奖的小说《黄雀记》，就是重写香椿街的往事，故事的核心在保润、柳生和仙女之间展开，要点出故事核，那就是：恩怨情仇，相生相克，终有报应。保润成了一场强奸案的替罪羊，而逍遥法外的柳生也没有自由可言，他在保润入狱的十年里，夹着尾巴做人。反讽的是，有捆绑特技的保润，何尝想到自己要被捆进监狱呢？这部小说的构思其实十分精巧，构思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寓言意味。保润的捆绑喻示着香椿街上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只有捆绑最为切实，保润那条绳索，捆绑了爷爷--它甚至可以叫做安定结，连接了孙子和爷爷的亲情。但保润这根绳索（后来变成了那根致命的铁链）捆绑了仙女，这使柳生、仙女和保润的命运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小说运用一根绳索象征着香椿街上的隔绝和绝望。苏童总是关注少年青春萌动时的心理情绪，那时结下的疙瘩会决定一辈子，保润、仙女、柳生三个就这样被决定了。保润十年牢狱后的生活，正是在重复少年时代的三人的捆绑关系，他们再度被捆绑在一起，这一回是无形的心理的仇结，然而，它更致命。柳生和保润为他们少年时代留下的恩怨仇结了断了自己的生命，留下白小姐（昔日的仙女）住在水塔上，终究也远走他乡。

尽管这部小说的历史内涵还可再加拓掘，然小说艺术却是值得赞赏，它把艺术形式与小说的寓言哲理建立起一种投射关系。苏童这部小说能建立起一个不断内在化的紧密的叙述结构，小说叙述的结构与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故事的内涵竟然可以相互映衬，形式与内涵做得如此相互纠缠，如同埃舍尔的绘画，哥德尔的拓朴学，却又毫无艰涩繁复之感，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不能不说是其小说艺术堪称精巧却无人工斧凿痕迹。中国长篇小说历来最缺乏是小说的构思和叙述结构，也因为此，中国小说的艺术手法始终停留在现实主义的平铺直叙，或者并置罗列。苏童这部小说却有着环环相扣的内在化的叙述，关键性的动作可以展开为小说中的决定性结构。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